李鴻章后來成為清政府的替罪羊，在舉國上下的撻伐聲中離開權力中心，搬進賢良寺閑居。他說過自己在投降條約上簽字的心情："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他也有對朝廷的抱怨："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艦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于群哄，輕于一擲，遂至一發(fā)不可復......"

還有一個公認的罪魁禍首是慈禧太后。人們一說到甲午戰(zhàn)爭，馬上會提到這個女人挪用海軍銀子修頤和園，這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原因。想當年，老佛爺那么理直氣壯："光緒登極時年幼，我不得不垂簾聽政，到1886年改為'訓政'，1889年'歸政'。我什么都不過問了，修修園子安心退休養(yǎng)老還不成么？"光緒皇帝的親老子醇親王那時是海軍衙門的一把手，也打自己的小算盤：只要能把這個把持朝政的老太婆打發(fā)得遠遠的，給兒子換來當皇帝的實權，花海軍多少銀子都無所謂。李鴻章具體負責管理支配海軍建設費用，心里也有小九九：得罪誰也不能得罪西太后，寧可海軍不高興也不能讓老佛爺不高興。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天皇當時做出的是以本國財政收入的60％來發(fā)展海、陸軍的決定，還主動要求每年減少皇室宮廷開支十分之一，拿出30萬元充實海軍費用。日本的所有文武百官不管樂意不樂意，每人也得捐獻薪俸的四分之一作造船經費。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自然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慈禧不挪用那筆銀子，或醇親王、李鴻章頂著不給又能怎樣呢？當時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是4000萬兩白銀，多少年都在這個數目字左右徘徊，從來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出現過突破性的經濟增長。原因就在我們沒有可以呈幾何級數增長的海洋經濟和近代工業(yè)，李鴻章等人的洋務運動也沒有帶來經濟結構的明顯變化，其中75%至80%仍來自千古不變的農業(yè)稅收，也就是靠萬千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來支撐這個國家的財政開支。而在那個年代，西方國家財富的迅猛增長，國際市場的物價也跟著水漲船高。在組建北洋水師的時候，購一艘7000噸級的鐵甲艦要價已達182萬兩紋銀，李鴻章一次向德國訂購"定遠"、"鎮(zhèn)遠"、"濟遠"3艦，付出了400多萬兩銀子。這就不難看出，一個長期拒絕海洋，僅靠農民養(yǎng)活的國家，縱有發(fā)展制海權之心也無發(fā)展制海權之力。海權是國力的體現，需要以雄厚堅實的國力作支撐，并非有了幾艘軍艦就等于有了海權。

2003年，筆者一次路過合肥，游覽該市的步行街，曾順道參觀李鴻章的故居。在展廳內，有這位清末重臣一段肺腑之語，哀嘆大清國氣數已盡之時的無能為力。他沉重地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風小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這些話說得何等沉重，不說"字字血"，也是"聲聲淚"，道盡其內心的無奈和苦悶。在這里展示的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的評價，也都沒有因為甲午之恥而責備李鴻章個人，而是嘆息他生的不是時候，大才得不到大用。筆者在此得到的印象，概括成一篇短文："生不逢時李鴻章"。

中國百年之辱這筆賬究竟應當算到誰的頭上呢？我們以往的分析都集中到封建制度上，不少權威性的文章都說，腐朽的封建制度必然滅亡，乃歷史不可變更的邏輯，李鴻章輩所作所為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這當然是有道理的，合乎唯物辯證法思想。然而，再往深處一想，中國的封建制度垮臺就垮臺吧，為何在壽終正寢的時候，一定要給整個國家、民族帶來被西方列強踐踏凌辱的深重災難，甚至讓東鄰島國騎到脖子上拉屎撒尿呢？我們追溯一下歷史的軌跡不難看出，大清國這只"紙糊的老虎"，其實是被大明朝的長期禁海抽走了筋骨，再被康熙"遷界"和乾隆拒絕開海通商進一步掏空了五臟六腑，到慈禧和李鴻章時代就只剩下紙糊的空殼，或者說是一間紙糊的"破屋"。這風雨飄搖、千瘡百孔之漏，別說是裱糊匠，就是再高明的泥瓦匠，甚至借來女媧補天的神力，大概也補不了了。

筆者曾聽武當龍門派第十九代傳人默老道長論水，"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地球的一切生命活力全都來自水。海洋是地球的超級大水庫，無疑也是這個世界所有生命活力的源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海而興，背海而衰，那奧妙大概也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