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見證與人性的見證 ――讀李彥的《 紅浮萍 》

劉再復

（一）

剛到馬里蘭，劍梅就把李彥小說的中文打印稿交給我，說：“這部小說的英文版已在十幾年前推出，讀者反應很好，這部中文稿是作者自己譯寫出來的。”使用“譯寫”這一概念，還是比較準確的。盡管是翻譯自己的作品，但翻譯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再寫作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這之前，劍梅就通過電話告訴我，李彥是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教授，也是該校的孔子學院的院長，曾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的研究生，還聽過我的課。經(jīng)劍梅一說，除了“出處”使我有親切感之外，就是立即明白，這又是一個產(chǎn)生于現(xiàn)代文化大搖籃的“兩棲性”生命：身兼中與西、土與洋、學者與作家、英語寫作與漢語寫作。對于這種又教書又研究又創(chuàng)作的“三頭六臂”的現(xiàn)代知識女性，我比較敬重，知道這其中包含著怎樣的辛勤汗水與靈魂活力。但是，對于學者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我總是心存疑慮，怕他們落入車爾尼雪夫斯基似的理性陷阱。這位俄國思想家與批評家的思想是杰出的，但他的小說《 怎么辦 》則只是社會問題的形象轉述，完全是失敗之作。李彥畢竟是學院中人，她會寫得怎樣呢？看看再說吧。

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我把小說一口氣讀下來了。三十萬字的閱讀之旅，中間沒有逗留過，沒有疲倦過。讀完后我驚喜不已，對劍梅說，李彥很了不起，她沒有辜負大時代的養(yǎng)育。這部小說成功了。這是一部緊貼現(xiàn)實、緊貼中國大地，既見證歷史又見證人性的精彩作品。我雖然也是個學人，但審美判斷時不從概念理念出發(fā)，只從藝術感覺出發(fā)。讀《 紅浮萍 》，我的感覺很好，無論是對其敘事語言的感覺，還是對其精神內(nèi)涵的感覺。

（二）

《 紅浮萍 》是一部自敘性的小說。敘述者“平”，被作者界定為加拿大一位上層社會孤身老太太的“小保姆”，家中除了她和老太太之外，還有一只名叫“麥克”的狼犬和一個名叫“喬治”的老園丁?！捌健笔莻€機靈鬼，她除了打工賺錢之外，還偷閑讀書寫作。這部小說正是她在偷閑中寫出來的。這一設計是很聰明的。如果敘述主體界定為等同作者的現(xiàn)實主體，讓一個學者、教授來講述主人公的身世和家族故事，勢必過于理性，過于學院氣，也極易落入“譴責小說”的模式，進入不了人性深層。但作者沒有選擇這種寫法。她大約意識到，她要展示的是一部很重的中國當代生存和心靈層面上磨難與奮進的歷史，可是，作為一個作家，不能充當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也不能充當傷痛的撫摸者與控訴者，而只能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與呈現(xiàn)者。于是，她選擇一種“以輕馭重”的寫法，揚棄“教授學者”這類太重的符號，而用一個與世無爭的邊緣人的疏離角色作為敘事主體。由她把故事款款道來，自然、真實、準確，沉重中放入冷靜，質(zhì)樸中放入深邃，在敘述中盡管充滿淚水，但讀者與作者一樣，不會被淚水所淹沒，仍然在哀傷中保持一雙冷觀的眼睛。敘述者是充分感性的，文本中也溢滿悲情，但只是悲情，并非怒吼。所有的哀傷、叩問、懷疑、思索，都化作平靜平實的講述。震撼我們的，正是作者如實呈現(xiàn)歷史真實時的自然洶涌的情感力量。然而，敘述者畢竟與那個時代拉開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寫作的位置站立在地球的另一個邊緣，因此，這種情感力量也顯得更內(nèi)在、更實在，沒有矯情，也沒有空洞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