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中固有的缺陷，而他的理論卻又依賴這個概念。當需求層次理論利用優(yōu)勢論的觀點在動機類別中建立一種等級關系時，它和個人通常的行為正好相反。在引介“自我實現”這一概念的地方，在動因意義上模棱兩可。

不過，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特定的需求層次上，阿若諾夫（Aronoff）引入了一個固著點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引入成為他使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根本點。現在，固著點 借自于弗洛伊德理論的一種機制，可能隱含在馬斯洛理論圖式中，但是，這絕對不是馬斯洛所直截了當闡述過的。馬斯洛沒有公然使用固著點的概念，而阿若諾夫卻使用了，因此，這在他的理論和數據之間的適合問題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他在理論中沒有給這個概念安排一個關鍵角色，那么他的理論恐怕就會和現在所給人的感覺有天壤之別。根據簡單的理論概述，那些甘蔗砍伐工，已經是處于他們所能找到的最為安全的境地了，應當是在下一個更高級的需求層次的影響下；而漁民們，由于充滿危險的工作以及不安全的家庭規(guī)則，所以不會有更高一級的需要。當引入了固著點這一概念時，需求層次理論就能解釋截然不同的結果了。

就像上文剛剛提到過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固著點這一概念一定是一個無意識機制，因為它被安置在動因矩陣中。但是，如果我們把甘蔗砍伐工長期的謹慎小心當做意識的某種類似物來考慮的話，細想一下其結果還是蠻有趣的，我們可能把它描述為對固定策略的適應。既然這些工人在童年期遭遇過親情紐帶的喪失甚至毀滅，那么建議他們在能力所及的范圍之內，有意識地采取措施，以保護孩子免受同樣的遭遇，這看起來絕對是合情合理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堅持說他們根本不是在所謂的驅動力意義上受“需要”的“驅動”，而是他們采取明智之舉，以試圖應對環(huán)境。如果選擇了這樣的解釋，那么我們就可以把甘蔗砍伐工看做有目的的、有理性的人，這一觀點與正統(tǒng)的科學人格理論可謂南轅北轍?，F在，如果甘蔗砍伐工完全嚴格地恪守自己的職責，就可能把漁民看作是一群軟弱無能、喝酒喧嘩、不愿意盡長期職責的人。因為阿若諾夫愿意承認，在已經假定的較高的需求層次上，漁民比起甘蔗砍伐工是更好、更多地“實現了”自我的人，所以，觀點的改變揭示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作為人類行為模型的評價性結果。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那是因為我們怎樣評價人們的行為會因為我們的事先假定而受到歪曲的緣故。

應用馬斯洛理論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當然并不是對各種解釋的反應毫無察覺。但是，越是排除動因概念，解釋就會越清楚，而且，解釋還得承認實驗對象可能根據理性作出選擇。這樣做的結果是，根據理性原則，把“動因層次”本身看做是一套大致的行動優(yōu)先權，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理想的社會，可能目的在于把它的公民從“需要”某事物中解放出來，比如像馬斯洛的層次中設定的優(yōu)先順序。首先，集體可能致力于保護其成員以保證他們必需的食物、住房，以免遭到競爭者的掠奪與破壞，然后才為確保集體的延續(xù)，將注意力轉向保護生育子女的過程。在這些基本需要有了保障之后，才可能為更進一步的文明禮儀做準備，如促進和睦優(yōu)雅的人際關系、保持創(chuàng)造力、提升藝術和科學等，這個概述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豐富想象。但是，即使在世俗社會，我們也可以看到，它也按照這樣的方式運作，這表明這種有前提條件的價值等級會給政策注入活力。在觀察社會組織形式和利用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上，馬斯洛闡述了他的人的本質理論，這自是理所當然。

因此，看來即使阿若諾夫成功地描述了西印度群島的組織形式，各種體制與馬斯洛的理論也相吻合，他仍然陷入了循環(huán)論證中，因為人性的定義是從對社會現象的總的觀察中推導出來的，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