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設置特務
這一群年輕的牢頭禁子們,無師自通,或者學習外國的“蓋世太?!被蚩烁癫约皣顸h的“中統(tǒng)”或“軍統(tǒng)”,也學會了利用特務,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他們當然決不會徑名之為“特務”,而稱之為“匯報人”。每一間牢房里都由牢頭禁子們任命一個“匯報人”,這個“匯報人”是根據(jù)什么條件被選中的?他們是怎樣從牢頭禁子那里接受任務?對我們這些非“匯報人”的“罪犯”來說,都是極大的秘密。據(jù)我的觀察,“匯報人”是有一些特權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夠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時間也長一點。我順便在這里補充幾句,“罪犯”們中有的根本不允許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回家,有的每個星期日都能夠回家。這叫做“區(qū)別對待”。決定的權力當然都在牢頭禁子手中?!皡R報人”既然享受特權,“士為知己者用”。他們必思有以報效,這就是勤于“匯報”。雞毛蒜皮,都要“匯報”,越勤越好。有的“匯報人”還能看風使舵。哪一個“罪犯”“失寵”于牢頭禁子,他就連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處。我還觀察到,有一天,某一間屋子里的“匯報人”在一個牢頭禁子面前,低頭彎腰,“匯報”了一通,同房的某一個“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間專供打人用的房間里去了。其結果我無法親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了。
(七)應付外調
所謂“外調”,是一個專用名詞,意思就是從外地外單位向勞改大院的某一個“罪犯”調查本地本單位某一個人——他們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這個稱呼也許是北大的專利——的“罪行”。當時外調人員滿天飛。哪一個單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國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窮鄉(xiāng)僻壤,調查搜羅本單位有問題人員的罪證,以便羅織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來講,我斗膽開罪了那一位“老佛爺”。她的親信們就把我看作“眼中釘”,大賣力氣,四出調查我的“罪行”。后來我回老家、同村的兒童時的朋友告訴我說,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們(大概是兩個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說:“如果講苦大仇深要訴苦的話,季羨林應是第一名!”第一次夾著尾巴跑了。聽口氣,好像還去過第二次。我上面已經(jīng)說到,在抄家時,他們專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調”。北大如此,別的單位也不會兩樣。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調人員矣。
我被關進“勞改大院”以后,經(jīng)常要應付外調人員。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調查人的姓名,我寫完后,交給監(jiān)改人員轉走。有的要當面面談,但態(tài)度也還溫文爾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過也有非常野蠻粗魯?shù)?。有一天,山東大學派來了兩個外調人員,一定要面談。于是我就被帶進審訊室,接受我家鄉(xiāng)來人的審訊了。他們調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國文系教授的關系。我由此知道,我這位朋友也遭了難。如果我此時不是黑幫的話,對他也許能有一點幫助。但我是自身難保,對他是愛莫能助了。我這個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搖身一變,成了山東大學的“罪犯”。這兩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動手扯頭發(fā),打人,用腳踹我。滿口山東腔,“如此鄉(xiāng)音真逆耳”,我想到吳宓先生的詩句。我耳聽粗蠻重濁而又有點油滑的濟南腔,眼觀殘忍蠻橫的面部表情,我真惡心到了極點。山東濟南的“國罵”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個字:“我日媽!”這兩個漢子滿嘴使用著山東“國罵”,迫我交代,不但交代我同那位教授的“黑”關系,而且還要交代我自己的“罪行”。來勢之迅猛,讓我這久經(jīng)疆場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渾身上下流滿了汗。一直審訊了兩個鐘頭,看來還是興猶未盡。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間。連北大的監(jiān)改人員都看不下去了,覺得他們實在有點過分,干脆出面干涉。這兩位山東老鄉(xiāng)才勉強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余,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夠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