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得人類組織的秩序變得可能？組織是怎樣日復一日地存在的？一些組織存在了很長時間，而且有些已經存在了很多世紀。個體行動者是如何在這樣一個組織延續(xù)的方式里進行合作和控制自己的行為的？

答案當然來自于社會互動的社會模式。社會模式指導行動者；行動者按照可預見和期望的方式行動。社會模式使人們聚集，相互依賴，相互理解，甚至于使他們感覺彼此相同。即使社會學家們有時不稱它們?yōu)樯鐣Ｊ?，幾乎所有的社會學家也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將社會模式的角色描述成社會秩序的基礎。

比如說，涂爾干（1893）向我們展示了文化和結構是怎么聯結人們的。在簡單的社會里，文化是特別重要的，一種共同的道德和價值體系將人們聯結在一起，涂爾干把它稱作"機械團結"。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往往是相同的。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和規(guī)則就是黏合劑。在這樣的社會里，犯罪被當作是與整個社會及其共同文化對抗的罪行，而不是與其他個體對抗的越軌行為。懲罰和公開處決是為了重申這種文化，而且向人們保證它的真理、價值觀和道德是正確的。對于一個共同的上帝和其他神圣的事物（象征著社會的事物）的崇拜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據涂爾干所講，這也可以使人們聚集，而且使他們確信他們的文化是有效的。涂爾干將社會的文化稱作它的"集體良知"或"集體意識"。每一個個體的良知（道德）和意識（認識、理解）依靠集體產生。

涂爾干認為，所有的社會都有一種共同的文化，而且這種模式往往使得社會聚集在一起。發(fā)達社會--尤其是現代的工業(yè)化社會--產生出復雜的社會結構，使得人們可以在社會中占據不同的地位。人們之間如此多的差異替代了個性簡單的社會里的相似性。工業(yè)化社會發(fā)展出一個復雜的"社會分工"，職業(yè)隨之變得越來越不同。我們工作在不同的崗位之上，我們被專門化了。我們中的一些人變成公司高管，一些人教育公司高管的家屬；一些人種地，一些人從事運輸，還有一些人為其他人制作食物。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社會需要一種共同的文化--畢竟，即使我們都不相同，我們也必須在一些事情上達成共識，否則我們將不會信任其他人。然而，這是一個基于越來越重要的社會結構的團結。涂爾干將它稱作"有機團結"，因為社會日益采用一個由很多組成部分構成的生物體的形式，每個部分為整體做出貢獻。結構通過使人們相互依賴而把社會團結在一起，人們之間的不同最終有益于每一個人的福利。當一種共同文化對于社會的團結越來越不重要的時候，而且當人變得越來越與他人不同時，就會發(fā)展出更多的對于個體的寬容，以及更少的對于那些界定在法律之外的人的嚴厲懲罰。在這種意義上，現代化使得人們越來越容易接近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維護。

通過對比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涂爾干向我們展示：對于社會團結來講，文化與結構都是重要的因素，并由此構建了社會制度的合理基礎。

馬克思也向我們展示了結構與文化的角色--雖然他的分析與涂爾干不同。他適宜地利用了社會控制的概念，而不是社會秩序這一術語。對于馬克思來講，社會控制代表著社會里的強權者采取的各種不同的方式，其目的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壓制個體，控制和操縱個體。對于馬克思來講，社會就是一個階級不平等的系統，允許少數掌握著生產資料的人脅迫和操縱大眾去接受這種社會。社會結構中的權力控制著工作崗位、政府、軍隊、警察、法院和媒體，進而也控制著個體。因此，馬克思開始用社會結構理解秩序：秩序是通過少數在社會結構中處于較高地位的人的權力產生的。他們通過暴力、對工作崗位的控制和操縱建立秩序。

馬克思還在對秩序的分析中處理了文化問題。強權者創(chuàng)造出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價值觀和道德。他們有意為了確保意愿的一致性而控制個體。文化保護著社會的不平等并使其合理化，從而為創(chuàng)造它的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