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斯坦哈特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品質的話，那就是膽量。鑒于 20世紀 60年代對于年輕的自信，起初他們的賭注都是直接基于對智商的信心：他們三個都曾在沃頓商學院學習；每個人都知道自己非常聰明；每個人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理清公司報表里的腳注，并看清那些隱瞞財務信息的公司。不過很快這種穩(wěn)妥的方式開始偶爾出現失誤。 1970年，斯坦哈特將并未受過很多正規(guī)教育而自學成才的、極具數學天賦的弗蘭克 ·席魯夫（ Frank Cilluffo，小名托尼）招入公司。

席魯夫來自離華爾街不遠的地方。他在布魯克林長大，沒拿到學位就從城市大學（ City College）退學，年輕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一種預測賽馬結果的數學體系。他發(fā)現了阿瑟 -里普公司（ Arthur Lipper）——那是一家以服務于臭名昭著的騙子伯尼 ·科恩費爾德（ Bernie Cornfeld）而聞名的經紀公司；他也努力學習了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 Kondratiev wave theory）。這個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表現為長周期性，在科技創(chuàng)新和投資充足的時期經濟上升，在新投資枯竭而舊投資遭到損失的時期經濟下降。這個理論的俄籍創(chuàng)建者尼古拉 ·康德拉季耶夫（ Nikolai Kondratiev）1920年在莫斯科創(chuàng)立了危機狀態(tài)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njuncture），他確認了 1789—1814年、 1849—1873年和 1896—1920年三個經濟上升時期，席魯夫確信這種 24年的上升期將重新上演，這就意味著經濟將在 1973年——也就是戰(zhàn)后牛市開始 24年后反轉。關于創(chuàng)新的周期為什么在不同時期和環(huán)境下如此精確地重復的原因并不十分明了，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危機理論主要也是基于假設。不過席魯夫并沒有被嚇倒：主流越是嗤之以鼻的東西，他就越喜歡。這點很合斯坦哈特的胃口——這個老板喜歡標新立異的人，而且不關心他們的觀點從哪里來。

斯坦哈特將席魯夫招入公司，和他一起在交易室工作，他們坐在滿是殘羹冷炙的房間，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席魯夫算出他需要 8分 13秒抽完一支登喜路香煙，一天可以抽 4包；斯坦哈特抽的是比較溫和一些的品牌，不過市場不好的時候他一次抽兩支。他們都精神高度緊張地研究交易，不過這種緊張使斯坦哈特的脾氣像火山一樣爆發(fā)，而在席魯夫身上卻表現為迷信的飲食習慣。在公司賺錢的時候，他每天都點一樣的午餐，市場變化的時候他就換午餐。他會連續(xù)兩年點兩個涂滿果醬的英式松餅，然后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吃奶油奶酪和橄欖三明治。同時他會喝掉大量的咖啡，并謹遵康德拉季耶夫的教誨，毫不猶豫地宣稱某只現價 80美元的股票明年夏天會跌到 10美元。但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能理解。

“他不是太聰明就是瘋了，”其中一人回憶說，“你不可能一天抽完 4包登喜路、喝掉 8杯咖啡而不在凌晨 3點醒來，并覺得頭昏眼花?！钡固构貙ο敺蛴行判摹Ｕ缢谒幕貞涗浿袑懙?，托尼“確實與上帝有直接的聯(lián)系方式（如果真有上帝的話）”。

不管是因為幸運還是某種神秘的力量，康德拉季耶夫對 1973年市場下挫的預測驚人地準確。那年開始的熊市宣告了戰(zhàn)后經濟秩序的瓦解，直到 1980年之前的幾年中，市場一直萎靡不振，經濟為一種危險的新環(huán)境下的新術語——滯脹所困擾，持股的人數在那幾年實際下降了 700萬。 1979年夏天，《商業(yè)周刊》的封面寫著“股票的死亡”。但在這種艱難時刻，斯坦哈特的逆向操作得到了回報，在 1973—1974年的熊市通過做空，收益率分別達到了 12%和 28%，在 1975年強勁的市場中，公司扣除費用后收益率達到 54%，接下來的 3年，回報仍然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