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科學思想的會議

會議散了，中央工作會議出席者不是十一屆中央委員的，除了九個建議補進中央委員會的人之外，都回到本地區(qū)或部門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抓工作去了。

這次會議在閉幕時交代清楚：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和隨即召開的三中全會兩個會議一起傳達，但回去的同志可以先將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在小范圍內講一下。

我來自國務院研究室這個很小的單位，單位里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別的同志在處理；當時我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我抓的工作是各個學科的長遠規(guī)劃，這是一件務虛成分大一點、伸縮性也大一點的工作，不像別的單位的負責人，多日離開單位，有許多重要工作等著回去處理。中央工作會議散會后，我、胡績偉、曾濤等人被繼續(xù)留在京西賓館，說是也許會議有工作需要我們。但事實上這五天中沒有要我做什么事，讓我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繼續(xù)觀察與思考了幾天。

對這個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三位中央常委的講話作了總結。我們西北組12月15日全體通過了一個綜合簡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西北組的一個總結。而我個人那時沒有想到也應該對自己參加這個會議的體會做一總結，現在寫這篇《追記》，倒是補做這個工作的一個機會。因此決定在敘述會議的過程直到寫了“散會”這一節(jié)之后，再寫一下自己對會議精神的體會。

第一，我想寫的是，這個會議的確是一個在科學思想指導下的會議。

在我所知道的中央的重要會議中，會前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做了充分準備，在會議期間充分運用理論，聯系面臨著的問題和實際的并不很多。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這樣的一個會議。在會前一方面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進行了批判，總結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路線分歧的歷史，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國的國情，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觀點。在這之后也許就可以數得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了。

這次會議是以在科學思想指導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并且取得勝利為特征的。從原則上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這是這次會議和黨的七大的相同之處。黨的七大是在科學地總結了1927―1937年黨的歷史的基礎上召開的。由于批判了和糾正了黨的領導機構所犯的政治、思想、組織上的錯誤，尤其是那個期間曾統(tǒng)治全黨的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這才使得制定七大正確路線方針、爭取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后勝利成為可能。

在“四人幫”粉碎后，我們遇到的問題則是黨內出現的把年老體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毛澤東的“指示”、“決策”奉為神明，必須堅決始終不渝遵循照辦，提出“兩個凡是”方針，一方面直接保護“文革”中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妨礙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又妨礙黨和人民總結歷史教訓，在“四人幫”被粉碎后的新時期推行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新方針路線。如果我們仍沿著“文革”時期錯誤的道路走下去，“四人幫”雖然不存在了，但仍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與黨的七大來比，粉碎“四人幫”后我們黨所處的時代不同了，條件不同了，面臨的任務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工作這一條是不容許違背的，在指導革命和建設中我們要求人們去研究它。我在“四人幫”粉碎后曾經講過三句話：

宗教之為宗教就是要人們膜拜它；法律之為法律就是要人們服從它；而科學之為科學就是要求人們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活動中尊重它，運用它。

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就決不允許人們對它采取膜拜、服從的態(tài)度。對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尚且不應膜拜或服從，何況在粉碎“四人幫”后出現的“兩個凡是”，是要求人們去膜拜、服從只是以馬克思主義名義說的話做的事。在“文革”期間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創(chuàng)造了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按勞分配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批判唯生產力論”等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從1976年以來，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理論界就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領域中批判這些謬論。當然這些謬論是打著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一點對于理論界倒不成為什么問題，比較容易揭露這些歪曲。但是，謬論有的為毛澤東所肯定，有的本來就來自毛澤東的觀點。比如毛澤東在1974年10月就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