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零年（―選至）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橫跨20世紀的大半時間。1904年，他出生于美國中西部，將近90歲時在波士頓去世，他曾親眼目睹了這個世紀一些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事件。

“我父親的生活總是使他感到驚訝，”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為《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寫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說道。這本書收集了夏伊勒從納粹德國發(fā)回的無線電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記》所涉及的那一時期。她繼續(xù)寫道：

他來自衣阿華州(Iowa)平靜的小鎮(zhèn)，在現(xiàn)代史上最為動蕩的二十年中，喀布爾、烏爾(Ur)、巴比倫(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維也納和柏林這些城市不斷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運的巧合將他帶到那里。他給我們講故事，關于穿越阿富汗山間峽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隨甘地一道前進、在紐倫堡大會上看到的令人驚畏的戲劇性場面、柏林戰(zhàn)時燈火管制后濃重的夜色以及炸彈墜落時的尖嘯聲……這些故事就像風箏一樣飄飛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經(jīng)成為他的一部分，盡管他看到和知道的這些事情已經(jīng)遠去有一代人的時間。

實際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經(jīng)常聲稱的那樣）有幸在合適的時間處于合適的地點是一名偉大記者事業(yè)的基石，那么命運在20世紀30年代對他是再垂青不過的了。針對夏伊勒20世紀30年代回憶錄的出版，全國廣播公司記者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紐約時報書評》（1984年）中對夏伊勒的好運氣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說只是由于‘運氣’，他才會在重大事件發(fā)生時待在歐洲。不過，在新聞界有一句老話：有懶惰的記者，也有幸運的記者，但就是沒有既懶惰又幸運的記者。夏伊勒先生對其在新聞報道方面的成績是當之無愧的。”在這十年開始時，夏伊勒擔任駐印度記者，記錄了非暴力運動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發(fā)展；在這十年結束的時候，則在柏林對一個劊子手式惡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動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記錄。

《柏林日記》(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當時夏伊勒作為《紐約先驅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駐歐洲記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從事一份新工作，隸屬于威廉·蘭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環(huán)球新聞服務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擔任這個職務，直到赫斯特解散了這個機構，此時夏伊勒被愛德華?R?莫羅(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驅意義的無線電廣播組。莫羅―夏伊勒的合作關系，以及他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傳奇的來自倫敦和歐洲大陸的戰(zhàn)時廣播，標志著國際新聞報道新時代的來臨。

“這本日記的主題，”夏伊勒告訴我們，“……除了個別情況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長的興趣和恐懼所觀察著的歐洲，看著它在30年代后半期瘋狂地沿著通往哈馬吉多頓(Armageddon，譯者注：圣經(jīng)所載善惡大決戰(zhàn)的戰(zhàn)場。)的道路前進?！睂τ诋敃r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柏林日記》是第一本未經(jīng)新聞審查的記錄德國走向戰(zhàn)爭之路的書，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讀者的歡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書立刻成為最暢銷書；到8月份，已經(jīng)印刷了35萬本。直到珍珠港遭襲后，《柏林日記》仍然高踞暢銷書榜首。

對于今天的美國讀者而言，他們可能習慣于將1941年最后一個月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開始，《柏林日記》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教育機會。夏伊勒這本書在一開始便扣人心弦，對當時德國生活的目擊報道也令人興奮，同時還抓住了歐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們可以了解第三帝國的崛起，以及即將到來的沖突是如何無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們的國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無懈可擊的證據(jù)引導下，我們可以觀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態(tài)變幻的事件演變過程――在它們最終成為歷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對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后希特勒在帝國議會發(fā)表演說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