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人類的惡性，都在這種特殊機會中，發(fā)作出來。敵人對我之破壞且置不說，只以我們自己人的騷擾言之。這里有明證。二十八年（1939年）4月山東省政府魯西行轅正副主任李樹春、廖安邦，曾發(fā)出一告各部隊官長書，就是以隊伍擾害太甚，為民請命的。內(nèi)容說：“各部隊冒領給養(yǎng)（給養(yǎng)皆向老百姓攤派）者有之，栽贓勒罰者有之，誣良為漢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憤者有之，甚至奸淫擄掠殘殺無辜者有之，……須知軍紀不良，惹起民眾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慘劇，可為殷鑒。……屢聞各地民眾有不堪駐軍騷擾，竟至央求敵人派隊掃蕩，或被逼為虎作倀情事，每念及此，痛心萬分?！麨槊癖娏粢痪€生機。”原文由魯西《大時代報》（報在菏澤城內(nèi)出版，行轅予津貼）載出，我曾摘取電中央報告。李為民政廳長，廖為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而所謂各部隊者皆是省保安旅、縣保安團之類，明明是其上司長官，卻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詞勸告出之?！酢酢酢?/p>

（被檢一段）

不講騷擾，單講加于老百姓負擔重，亦就不得了。壽張一縣，人口不過廿余萬，而駐軍一時有馮壽彭部、齊自修部、于耀川部、劉耀亭部，還有省府行轅的三營、縣保安隊三中隊、各區(qū)常備隊等。所有這許多隊伍，都向地方索給養(yǎng)。只齊部每天即要一萬七千斤糧食，菜錢在外。試問，這如何得了！

人禍之外，還有天災。我沿途曾看見旱災、蟲災、水災三種。而在前（二十七年）在后（二十九年），據(jù)所聞亦都是災情很重的。我所見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則大水。我初去時，于5月尾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黃河改道），沒有一滴水，我們步行河底而過?；貋頃r，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縣之間過黃河。河水滿槽，卻非船莫渡了。

水災最慘重的，我所見是豫北。豫北的東部，有衛(wèi)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這其中，還有人為的因素。我軍掘沁水，以沖道清鐵路敵軍；敵軍則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沖我們。彼此對沖，天災人禍合一，老百姓卻無處容身了。當?shù)匦姓T潘善齋，告訴我有五個縣城：沁陽、博愛、獲嘉、武陟、新鄉(xiāng)，全在水中泡著。災民不知有幾多萬，無處可逃。想渡過黃河南岸來覓食，而以軍事關系又不許人渡河。

我記得有一次，隨八路軍同行，在泰安境內(nèi)的山村中，全村的糧食不足我們一飽，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軍至天明，饑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問內(nèi)容，先行吞咽。細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餅，加以樹葉煮成粥。這在我們，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