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記憶，總是有歌的。一九七〇年代，我的母親陶曉清一邊主持西洋熱門音樂節(jié)目，一邊推廣臺灣青年創(chuàng)作歌謠，家里到處堆著錄音帶、唱片和詞譜。“民歌運動”最熱鬧的那幾年，母親經(jīng)常籌劃主持演唱會，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時便到我們家里開會?？蛷d鋪滿榻榻米，很是寬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縱論暢談。母親心疼其中幾個離家求學的孩子難得吃頓好飯，常常邀請他們早點兒過來一起晚餐。長大之后讀到文壇前輩回憶林海音、劉慕沙昔時照顧年輕窮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親當年照顧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來，那些歌手當時都是二十郎當?shù)拇蠛⒆?，母親也才三十出頭，大家有的是青春銳氣，不知江湖險惡，個個天真熱情，志比天高。原本說是開會談正事，后來總得岔題，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剛寫的新歌給大伙評判，有人說起自己坎坷的成長史，感動得女孩們拭起眼淚。當然，戀愛和失戀的故事總是少不了的。那時我還是滿地亂跑的小娃娃，那些常來串門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寫給他們同齡人聽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個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親從未主動“教”我聽音樂。那些歌總是觸手可及，我卻從未想過要跨前一步，走進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學，才稍微認真聽起西洋音樂，先是和同齡孩子一樣，瘋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繼之偶然向母親借來一卷Beatles卡帶，這一聽，當下流行的新歌盡皆失色，我一頭栽進父母輩的搖滾世界，萬劫不復。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我上了高中。課堂上，老師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幾十年的詞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單、“二二八”……課室外的社會激騰動蕩，我則罩著耳機，饑渴若狂地聽著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搖滾，渾然不知臺灣流行音樂也正邁向史無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鈍的孩子也該感覺得到：我們正在經(jīng)驗一段不平常的歷史。

高二那年一個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驀然想起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一九八三）：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霎時一道閃電擊中腦袋，我想通了：這首歌唱的從來不是那障眼的副標題“致中南半島難民”，而是我們自己的歷史（彼時我并不知道，這早已是許多資深樂迷心領神會的秘密）。

這樁發(fā)現(xiàn)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錯過了許多饒富深義的歌詩，它們埋藏著重重的線索，每一條都與我們的集體記憶血肉相連。

不久，“出走”去國三年的羅大佑終于返臺，以《愛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調(diào)復出。那陣子來家里拜訪母親的音樂圈同行，提起這張專輯，都是一臉的凜然敬畏。我在信義路復興南路口“水晶大廈”一樓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錢買下這卷卡帶，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錢買的國語專輯。之后，又陸續(xù)補齊了羅大佑的舊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來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聽完這幾張專輯，益發(fā)饑渴，于是接著溫習李壽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紅螞蟻第一張專輯《紅螞蟻》（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一九八六）、黃韻玲《憂傷男孩》（一九八六）……它們離當時的我不過兩三年光景，卻是我來不及在第一時間參與的青春期，那原只屬于長我一兩代的前輩。是沉郁的黑色羅大佑，開啟了這趟回溯臺灣歌史的旅程。

一九八九年上大學之前的暑假，“中廣青春網(wǎng)”開播，我應邀在藍杰的“回到未來”節(jié)目擔任固定來賓，逐周介紹Beatles，這是我DJ生涯之始。同時，臺灣漸漸有了“地下音樂”和“地下樂團”的聚落，這兩個名詞，就跟彼時同冠以“地下”兩字的“地下電臺”、“地下舞廳”一樣，充滿了八〇年代末落草結黨的邊緣氣味。同人廠牌“水晶唱片”辦的“臺北新音樂節(jié)”史詩般聚集了林哲、李欣蕓、吳俊霖（伍佰）、葉樹茵、史辰蘭這些名字。王明輝領軍的“黑名單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一九八九），是臺灣第一張福佬話發(fā)音、深具政治社會意識的搖滾專輯，他們巡回校園，在臺大福利社前的院子開唱，同學們端著便當凝神傾聽陳明章唱《慶端陽》，林哲唱《民主阿草》。陳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議的老兵，高聲干罵，全場鼓掌：

透早出門天清清，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和憲兵，全身武裝又擱向頭前

害阮感覺一陣心頭冰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今嘛已經(jīng)“民國七十八年”

是不是欲來“反攻大陸”準備戰(zhàn)爭？

還有拄著一副拐杖、個頭瘦小的葉樹茵，她唱了《傷心無話》（陳主惠是不是在她旁邊拉大提琴？），還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聲凝練澄澈，足以鎮(zhèn)住那個躁郁癥的年代。

我這個“外省囝仔”是從《抓狂歌》才開始學福佬話的。專輯問世適逢解嚴后首次“大選”，本想緊扣沸騰的社會氣氛，賣個一百萬張，沒想到全部歌曲被新聞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為小眾經(jīng)典。所謂“臺語搖滾”，還是得等一九九〇年林強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為風潮。MV里的林強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臺北車站大廳群舞，高聲唱著“啥咪攏無驚^[1]”，一無所懼，理直氣壯，仿佛未來只能是一波持續(xù)漲潮的大浪，一條不斷上升的長紅曲線。

當時我并不知道“新母語歌”的脈絡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鋪陳。聽聽潘越云一九八三年的《胭脂北投》，甘儂作曲、林邊作詞的《心情》，已為后來陳明瑜、路寒袖的“雅詞”路線做了漂亮的示范：

心情親像一只船，行到海中央

海涌浮浮又沉沉，就是阮的心情

每日想伊想不停，親像風吹一陣又一陣

每夜做夢夢見伊，親像伊在阮身邊

為著要見伊，只有夢中去

為著夢中見，日時變半暝

心情親像一片云，飛到天西邊

日頭落山的黃昏，就是阮的心情……

還有一九八七年陳揚作曲的《桂花巷》，吳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詞：

想我一生的運命，親像風吹打斷線

隨風浮沉沒依偎，這山飄浪過彼山

一旦落土低頭看，只存枝骨身已爛

啊，只存枝骨身已爛……

花朵較丑嘛開一次，偏偏春風等袂來

只要根頭猶原在，不怕枝葉受風臺

誰知花，等人采，已經(jīng)霜降日落西

啊，已經(jīng)霜降日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