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使自發(fā)群體變得更容易形成，使個體在不經正式管理（伴隨著相關的管理費用）的情況下更容易為群體行動做出貢獻，這些工具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無人監(jiān)督的努力在規(guī)模、復雜水平和范圍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這些限制在一開始導致了機構困境的產生）。它們沒有完全消除這些限制--有關復雜性的問題仍然很大，我們后面將會看到--但是新工具帶來了可替代的戰(zhàn)略，以保證復雜性處于可控范圍之內。如同我們所期待的，當愿望很強烈而成本滑坡時，新的群體如雨后春筍般冒將出來，它們對這個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正到處擴散。

結構性轉變在現(xiàn)代生活的大多數(shù)層面上，我們在集體努力上的天分和欲望被相當僵硬的制度結構過濾掉了，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因為管理群體的復雜性。我們還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所有群體，我們只是擁有我們能夠負擔的所有群體。有關不需管理的和不需付費的群體所能夠做的事情的舊有限度已經不復存在了；阻礙自發(fā)群體共同工作的難點正在被消減。這意味著，群體在沒有金錢動機和缺乏管理監(jiān)督的情況下所能從事的工作的數(shù)量和種類都在增加。當下的變化，可以用一句話來這樣總結：妨礙群體行動的大多數(shù)障礙倒塌了，失去了這些障礙，我們得以自由地探索集結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新方式。

喬治·特羅（George Trow）在《沒有語境的語境中》（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談到電視的社會影響時，描述了一個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同時并存的世界：

每個人都知道，或是應該知道，我們腳下的地殼構造板塊在發(fā)生遷移……政黨仍然叫著同樣的名字；我們仍然擁有CBS、NBC和《紐約時報》；但我們已經不是從前那個一切如舊的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