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課題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該課題的可行性?？尚行砸馕吨鲞@個課題的人當中有人會提出妙主意。你有好主意來做恰當課題，你就前進了。那么，誰會告訴你怎樣才能提出妙主意呢?我想，最佳的辦法就是在中國積極地提供一種充滿活力的研究環(huán)境，以及一種鼓勵政策，使有人做經濟研究。有些中國人是很能干的，其中有些人是能提出好主意的。有些人在最好的研究機構或大學里取得了好的研究成果。我不能告訴你什么是“前沿”，在試圖告訴你什么是“前沿”時，我該穩(wěn)重些。

記者：

您曾做過“利他主義”方面的研究，您怎樣才能把利他主義和理性經濟行為協調起來呢?

貝克爾：

利他主義非常重要。在家庭尤為如此。中國家庭有歷史悠久的重要傳統(tǒng)。母愛，這是數千年前就已有的概念。父母親，特別是母親愛孩子，孩子們通常愛他們的父母親。我對利他主義的關注始于我對家庭行為的研究。只要你理解利他主義含義，你就容易把利他主義與理性經濟行為協調起來。從經濟學上的定義來看，利他主義就是關心他人的福利。你可能將利他主義與人們的偏好結合起來，當人們根據理性理論盡最大努力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時，他們將考慮分析自己的行為會給孩子們、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親戚帶來什么影響。所以，容易發(fā)掘利他主義規(guī)律性的東西。雖然利他主義與自私行為部分地源于同一種理論，但兩者是有區(qū)別的。我們試圖為諸如社會保障、公債等許多問題說明利他主義與自私行為的差別。

記者：

據說您一聽到自己獲得諾貝爾獎時，就將諾獎獎金套期保值了。請您講一講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經濟學的，好嗎?

貝克爾：

（笑）我認為我運用了經濟學。但沒有人每天都進行成本效益的計算，我們怎么能夠這樣做呢？我做套利交易，我也考慮和判斷應儲蓄多少適宜。我也考慮來華。作為經濟學家，我也考慮利率、投資收益率、應納稅收入、開銷問題，也考慮孩子的數目以及對孩子的投資，婚姻等問題。我這些事通常運用理論，但不一定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這樣。經濟學理論也不是關于這些細節(jié)的，而是作為更廣泛的行為模式。我的行為最近才注意運用經濟學原理的。我早就應該將它運用于日常生活，我覺得我運用得太遲了一點。幸運的是我的確開始考慮這樣做。今年我給一些婦女授課，讓她們盡早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社會學。因為我的生活得益于這樣做。總之，我運用了經濟學原理，運用了我的生活理論。

記者：

您從事這類經濟學研究的動機是什么?

貝克爾：

我的動機包括兩個因素：年輕的時候，我對社會有普遍興趣，希望了解社會，對數學感興趣。后來大學本科時代我想到經濟學是一種討論社會利益最好的綜合性學科，它運用數學，或更為正式的技巧——邏輯性強的技巧，而不像當時我曾考慮過的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在我的早期生涯，作為大學生，我開始察覺到經濟學對社會問題的確還研究不夠。我想可以運用經濟學和經濟學方法來探討歧視、人力資本等課題。

記者：

在您早期的職業(yè)生涯中，哪位經濟學家對您影響最大?

貝克爾：

弗里德曼對我影響最大。以后是斯蒂格勒。斯蒂格勒當時不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他成為我要好的朋友、兄弟，對我有影響的人。同樣，T·W·肖斯對我影響也大，還有著名的勞動經濟學家格雷戈里，這些人是對我產生影響的主要導師。

記者：

我復印了已逝的斯蒂格勒教授的一篇文章，他認為您會在設計社會的科學理論方面做出成就。您個人認為您在建立社會的科學框架方面進展如何?

貝克爾：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認為我做出了一點成績，但還有很多問題要研究。我感謝斯蒂格勒的鼓勵，我要把它作為我的目標，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

記者：

貝克爾教授，我還有幾個問題。

貝克爾：

你已說過多次“我還有幾個問題了”，是不是還有許多問題（笑）？

記者：

只有幾個了（笑）。您是把現代經濟學延伸到研究社會各領域的問題的先驅者，您是否認為可以把經濟學作為研究社會學所有領域的分析工具？您對于“道德標準就是經濟效率”這種說法有何評價?

貝克爾：

首先，我堅信經濟學方法。比如理性選擇理論越來越多地被社會學家，如社會學、政治學家運用。社會學是一個較小學科，但在日益成長。據我所知，詹姆斯·康蒙斯、丁·克里默等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都運用上述理論。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的好幾位中國學生，正在學習和研究社會學中如何運用理性選擇方法。我想社會學領域的這種趨勢比在政治學領域要明顯得多。在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這種趨勢也日漸明顯。雖然理性選擇理論已成為更重要、更為普通的方法，但仍沒有成為社會科學所有領域研究中的普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