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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演講(20)

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大師論衡中國經濟與經濟學 作者:高小勇


經濟預測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陰,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證據(jù),自然科學在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隨時可以測試一些預測。所以,我打了個電話給共事的麻省理工學院冶金專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規(guī)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測試。為了保持必要的記錄,這些合金必須加以命名。我對自己的方程式頗具信心,因此分別以F1及F2來命名,但我還沒有自信到告訴這些冶金專家我的方程式所預測出的斷裂時間。這種謹慎證實是明智之舉,因為F1合金在兩個小時左右斷裂,F(xiàn)2則大概維持了三個小時。從此以后,我對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歸方程式所做的經濟預測,都抱著高度存疑的態(tài)度。

在我演講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話題轉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層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曾經遭受批評,而主要的論點是:經濟學并不是一門科學。其中批評最力的當屬繆達爾(Gunriar Myrdal),這位瑞典的經濟學家曾和哈耶克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但之后卻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他表示,經濟學并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y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

經濟學也是科學

我相信繆達爾是錯了。我們應該把經濟學家所做的科學工作和他們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區(qū)分。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我們并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當然也是一樣?;旧希蚁嘈沤洕鷮W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成分,在性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不錯,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下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這點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經常強調的。但是光憑這一點,實在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大氣科學是一門大家公認的科學,但幾乎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zhí)行控制的實驗——雖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經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實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要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有哪一個控制實驗會優(yōu)于東德與西德的經驗呢?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遺傳基因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zhàn)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墻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

所謂的控制實驗,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shù)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輊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qū)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經濟學。就以星球大戰(zhàn)計劃(Star Wars)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而言,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zhàn)計劃,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劃。很明顯的,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價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借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我相信,這種做法也適用于經濟學家。

廣泛的社會關懷

再回到我個人的人生經歷。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钴S的角色,并希望能影響公共政策,我也常公開演講或是撰寫有關政策問題的文章。不過,在從事這些活動時,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學有專精的公民,而與我的科學能力無關。我相信,由于具備了經濟學上的知識,使我能夠對一些議題做更好的判斷。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學上及學術上的成績,不應該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動來做評價。

剛才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評鑒。他提到的這段插曲,是發(fā)生在底特律的一個停車場。就在宣布我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天早上,因為先前我已答應當天到密歇根州,為該州要求平衡預算與節(jié)約開支的法案修正做巡回講演,因此必須一早就離開芝加哥。我抵達底特律機場時,負責推動修正案的代表前來迎接,并帶我到底特律記者俱樂部參加當天演講之前的記者會。當我們到達俱樂部的停車場時,看到現(xiàn)場眾多的記者和電視臺的人員,真是嚇了一跳。當場我就說,我很驚訝推動修正案的努力會受到這么多的關注。就在我從車子里面走出來時,一位記者伸出麥克風,緊貼在我的臉上說道:“你對獲獎有什么感想?”我說:“什么獎?”他說:“諾貝爾獎?!焙茏匀坏?,我表達了獲悉這個消息的喜悅。記者又問:“你認為這是你學術生涯的頂峰嗎?”之類的話,我說不是。我又說,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對我未來五十年工作的評價,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績,更讓我感興趣。

當我在密歇根州巡回講演的時候,我并不是以科學家的身份來做這件事,而是以一個深切關心公共問題的公民身份。同樣地,我投入平衡預算及節(jié)約支出的聯(lián)邦憲法修正案相關活動時,也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來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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