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丹尼斯一起開車回到了位于切爾西區(qū)福拉德街的家中，路上還在思考著即將開始的斗爭。當然，我們現(xiàn)在正在進行一場戰(zhàn)斗；但除非發(fā)生意外情況，我們應該能夠贏得這場戰(zhàn)斗。政府在信任案辯論中被挫敗，意味著左派遭受了一場更大的失敗，它已經失去了公眾和議會的信任。那個"不滿的冬天"，政府內部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以及它在工會運動中無力控制其盟友，各地的社會主義者都有一種莫名的泄氣和失去理想的感覺--所有這一切都給即將到來的大選蒙上一層頹廢的氛圍。

相反，在身為反對黨的這段時間里，保守黨卻在努力為振興英國的經濟和國力而尋求新的途徑。我們不光為政府設計出了一個總體的方案，還在努力學習如何進行宣傳，怎樣把一個復雜的議案用直接、清晰而又簡明的語言描述出來。在過去四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在為這一議案進行爭辯；幸運的是，我們的議案最終像老生常談而不像一個極端的議案一樣被人們接受了。有了所有這些成績作為基礎，我有理由感覺信心十足。

選舉勝利之后的遠景則是另外一回事。在遭受了過去100年的嚴重打擊之后，1979年的英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外強中干的國家。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在遭遇先有美國、后是德國的挑戰(zhàn)時，我們在工業(yè)方面的至尊地位正在逐漸喪失。的確，這一地位的喪失從某些方面來講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人歡迎的。身為工業(yè)革命的先驅，英國在眾多競爭者中搶占了先機；但隨著其他擁有更多人口、自然資源更富足的國家加入這場競爭，英國的優(yōu)勢注定要消失。但是，這些國家的興起不僅意味著國內市場和第三市場競爭的加劇，同時也意味著英國的出口市場將會獲得巨大的增長--以德意志帝國為例，它在1914年成為英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這種商業(yè)上的競爭是利大于弊的。

真正弊大于利的一點是英國沒有能夠對這些挑戰(zhàn)做出有效的反應。我們的投資相對較少，我們的人民受教育和培訓的水平較低，我們允許工人和制造商結成各種同業(yè)聯(lián)盟，從而限制了競爭并降低了效率。早在20世紀之初，一些有思想的觀察家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趨勢。1902～1905年間，阿瑟·巴爾福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就對超黨派的請求--后來被稱作"追求國家效率"--做出了回應，對教育、培訓和科學研究進行了改革。但是，這種以社會改革來重振英國經濟的嘗試卻與各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力量成為了敵人：100多年來因充當"領頭羊"而自然產生的自滿心理；巨額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軟墊"（1914年的海外投資額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86％）；1919年以前帝國持續(xù)擴張的假象--但實際上，它對國家財富的貢獻要小于保護這些擴張成果所花的成本；當然，還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國家造成的極大損失。結果在1945年之后，英國一覺醒來時才發(fā)現(xiàn)，自己不僅因為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為捍衛(wèi)人類文明而被榨干了國力，甚至還成為了一個長期遭受經濟和金融貧血癥之苦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