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公認的轉型時代，習慣上被稱做西方的世界正是推動這場轉型的發(fā)動機。 “西方”主要指歐洲，包括大不列顛、法國、低地國家、意大利、伊比利?半島、德國、瑞士以及斯?的納?亞，也包括正在擴張的奧匈帝國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跨歐亞兩洲的）國家俄國，往往也包括歐洲文化在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擴展。

人口在過去兩個世紀里的顯著增長，使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歐洲大陸的人口增至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1860至1910年，大不列顛（包括當時仍屬于聯(lián)合王國的愛爾蘭）的人口從大約2900萬增至4500萬，奧匈帝國從3300萬增至5100萬，德國從3600萬增至6500萬。盡管沒有俄國相對可靠的數(shù)據(jù)，但其人口在1900年已超過了1.25億，俄國同期的人口增長無疑也是相當可觀的。在大國行列中唯有法?人口增長較為緩慢，僅從3700萬增加到了3900萬。美國同期內的人口增長速度也十分驚人，從3100萬猛增至9200萬。

人口的顯著增長主要有下述各方面的原因：出生率持續(xù)上升，跨越大陸的西進移民潮使更多的人聚集于西方?，F(xiàn)代醫(yī)療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衛(wèi)生條件的不斷改善使死亡率明顯下降——嬰兒的存活率顯著提高，人口壽命不斷延長?？股氐膽靡约皩Σ【找嫔钊氲恼J識，使人們對困擾人類的傳染性疾病有了廣泛而成功的反制。與此同時，農業(yè)技術的進步提高了食品的生產能力，人們因此享有更加健康的飲食。在人們壽命日益延長的同時，歐洲也漸?邁入了不斷強化的城市化浪。

1800年，倫敦是歐洲唯一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一個世紀后，巴黎、維也納、柏林、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五個城市的人口均超過了100萬。到20世紀中葉，人口逾100萬的城市增至11個。與此同時，中小城市的人口同樣體現(xiàn)出迅猛增長的勢頭。1800年，歐洲擁有22個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一個世紀后這樣的城市增至80個，并且沒有任何放緩的征兆。毫無疑問，這是上述醫(yī)療與衛(wèi)生條件改善的結果，而且城市醫(yī)療衛(wèi)生方面的進步較農村更為明顯——城市畢竟聚集了更多訓練有素的醫(yī)生和裝備齊全的醫(yī)院。19世紀中葉，首先在英國和德國興起了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改善?市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的運動，此后這一運動逐步擴展至歐洲其他各地，并最終促成了負責水潔凈、食品與藥品監(jiān)管、確立醫(yī)療衛(wèi)生標準的地方性公共衛(wèi)生權力機構的建立。到19世紀末，英國政府在社會改革者的壓力下，開始為城市貧民提供公建住房。這種舉措不久便被其他各國效仿，并體現(xiàn)出不斷強化的趨勢。

與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密切相關的顯然是歐洲內部的移民潮。城市不僅富于經(jīng)濟機會，并且有多彩的生活、豐富的文化、極具魅力的娛樂以及不論身份的生活等。凡此種種都是鄉(xiāng)村所沒有的，成千上萬的人因此離開農場而涌入了城市。但更為重要的是，進入城市他們走向自由，擺脫傳統(tǒng)的對農民的等級與家族的壓迫以及貧窮的困擾提供了可能性。對于很多人來說，它是一個新的開始，因為鄉(xiāng)村生活或者已變得不可忍受，或者對于那些富于冒險及雄心勃勃的人而言太具局限性，而城市生活意味著機會、成就與回報。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城市生活導致了孤獨、疏遠、貧困、剝削，造就了貧民窟與工資奴隸。顯然，一個人只有嘗試過才能領略城市生活到底意味著什么。

盡管當時沒有人能知道，西方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開始減退，原因并非是傳統(tǒng)的瘟疫、饑荒或戰(zhàn)爭，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選擇的結果：庭規(guī)模在逐漸繁榮的西方變得越來越小。盡管有悖于傳統(tǒng)并遭到各種道義機構的譴責，避孕套及子宮帽避孕套（diaphragm）等避孕工具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那些難以承受這些奢侈品的人則選擇體外射精、晚婚或者充滿風險的墮胎——數(shù)百年來，這在整個西方都是嚴重的違法行為。

多次生育給婦女健康帶來的損害，激勵一些先驅創(chuàng)建了現(xiàn)代生育控制運動。19世紀80年代，荷蘭第一位女醫(yī)生與社會活動家阿萊特·赫里特森（Aletta Jacobs Gerritson，1854—1929)，率先在阿姆斯特丹致力于婦女健康及生育控制的醫(yī)學實踐。在?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安妮·貝森特（Annie Besant，1847—1933)以及現(xiàn)代計劃生育機構創(chuàng)始者美國人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等積極運籌與不懈努力下，生育控制運動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人口減少首先明顯體現(xiàn)于歐洲國家出生率的下降。1850年，英國每千人的生育率為33.4，1900年降為28.7‰，1914年進一步降為26.1‰，1930年更降至19.6‰。德國1870年、1900年、1914年、1930年的生育率分別為38.5‰、35.6‰、26.8‰、17.6‰，法國1850年、1900年、1914年、1930年的統(tǒng)計為26.8‰、21.3‰、18.1‰、18.0‰。意大利（沒有1850年的可靠數(shù)據(jù)）1862年的生育率?39.4‰?1900年降為33.0‰，1914年進一步減至31.0‰，1930年更下降至26.7‰，其他歐洲國家也體現(xiàn)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然而，家庭規(guī)模的縮小并非僅僅是婦女健康問題導致的結果，還有諸多跨越社會階層以及國界的其他因素：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普遍的繁榮、技術變革帶來的工業(yè)化與規(guī)模化生產的奇跡等，為許多人實現(xiàn)富裕生活創(chuàng)造了條件，并且生活質量與水平的提高，在小型家庭中更易于實現(xiàn)。另一方面，西方的農業(yè)機械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家庭農場對勞力的需求隨之減少。因此，在很多西方人看來，大家庭這個多少世紀以來始終為農場的支撐，并作繁榮、天賦與神授的象征，隨著20世紀的發(fā)展日益成為主流之外的特例。

歐洲人口增長趨緩的另一原因是，這一時期的跨國移民達到了可與中世紀媲比的峰巔。1880年，每年大概有50萬歐洲人移居美國、加拿大、拉美、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其他地方，30年后歐洲外移人口的數(shù)量增加了3倍。隨著時間的推移，外移人口的國別背景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早期的歐洲對外移民絕大部分都是不列顛人，或歐洲西部邊緣地區(qū)的歐洲人。19世紀后期，廉價的旅費，移入國提供的優(yōu)惠接收條件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吸引成千上萬的意大利人、俄國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克人以及猶太人前往新世界追求商機，或者為逃避鐵血政權、宗教、文化、民族與種族歧視等等。移民們很快發(fā)現(xiàn)新世界并非黃金遍地，而且很多人因其外來者的身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然而，新世界沒有強制性兵役，沒有土地貴族的奴役，亦沒有國家宗教機器的迫害，最重要的是新世界沒有大屠殺。截止到1930年，歐洲外移人口超過6000萬。數(shù)以百萬計的移民雖然失望而歸，但絕大多數(shù)人卻留在了新世界并致力于新家園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