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治下轄有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與婺源。其中，胡適的家鄉(xiāng)績溪在經(jīng)濟上是最落后的?？兿赡苁腔罩莞蜗氯丝谧钌俚囊豢h，而且，不但村莊數(shù)低，而且名族聚居的村莊數(shù)僅為歙縣或休寧的18.54%。這與績溪的地理條件的限制是分不開的， 乾隆《績溪縣志》說：“績邑與歙為接壤，而獨受多山之累”，“山壓水沖，遍績有難耕之確土?！笨兿送獬鼋?jīng)商也比歙縣與休寧為遲。前引的乾隆《績溪縣志·風(fēng)俗》篇中說：“惟績鮮挾資之游人?！笨兿硕喟朐诩医?jīng)商，很少出外闖天下。唯一把績溪人帶出鄉(xiāng)里去作買賣的，是茶行的生意。胡適家作的就是茶行的生意。

胡適在〈四十自述〉的增訂殘稿里說，他出生的績溪縣上莊村叫做上川，“人都叫它做‘上莊’”，在績溪縣城以北五十里。全村都姓胡，“都是我們一族”，屬于中國南方所常見的單姓村。根據(jù)胡適的說法，在太平天國亂前，上莊男女老小有六千人。種地是他們的本業(yè)，出外經(jīng)商則是他們的副業(yè)。上莊人顯然很有經(jīng)商的本領(lǐng)，胡適說，在太平天國亂前的極盛時期，上莊一村在上海有“九鼎十三萬”的說法，“就是有九個‘鼎’字的大店，十三個‘萬’字的大店。”胡適家的茶行生意，是由他的高祖開始的，到了胡適這一代已經(jīng)有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他高祖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在上海附近的川沙鎮(zhèn)，這個茶行開業(yè)的資本只有一百銀元。他們的經(jīng)營方式，就是每年春天在家鄉(xiāng)附近的山區(qū)收購茶農(nóng)的茶葉，然后再運到川沙的茶行去賣。在胡適的祖父及其伯祖的努力經(jīng)營之下，他們在川沙鎮(zhèn)上又開了第二家茶行，目的是在防止別人跟他們競爭。1843年，他們又在上海開了一家支店。胡適的祖父顯然很會作生意，除了茶行以外，他還開了一家酒肆，叫做大酺樓，胡適說是“徽州酒館（通稱‘徽館’）的創(chuàng)始者”。太平天國之亂，上海的支店被毀，川沙本店也受損。根據(jù)胡適父親胡傳的估計，在1880年的時候，川沙、上海兩家店值三千銀元。這就是胡適一家四房、二十幾口衣食的來源。因此，胡適先世的背景是在商業(yè)方面。他們家第一個在科舉功名上下功夫的，是胡適父親胡傳的大伯。只可惜他在科場上并不順?biāo)?，只拿了秀才，是他們家破天荒的第一個秀才，胡傳則是第二個。這好像是上莊的宿命，胡適說：“科舉一途好像瞧不起我們的村子，開族以來，村子里只不過□個舉人。”胡適寫這篇改訂稿的時候想不出上莊出過幾個舉人，只好留白了。

在汽車運輸、高速公路發(fā)達的今天，我們很難想象從前徽州人出外經(jīng)商是徒步的。就以跟胡適的故鄉(xiāng)上莊村接壤的宅坦村為例。宅坦村，古名龍井，自古以來村民外出都要靠步行，翻過崇山峻嶺才能抵達歙縣和旌德的水碼頭。然后至新安江去杭州，再轉(zhuǎn)水路至金華、衢州及江西的玉山、鉛山，或是沿徽水（青弋江主要支流）北溯至蕪湖，再經(jīng)由長江去南京、蘇州、上海和武漢等地。這也是宅坦的徽商外出經(jīng)商的主要路線。一直要到1933年蕪?fù)凸吠ㄜ嚕谷送獬龇娇擅馊テD難的跋山涉水，不過從村落到績溪縣城還得靠步行。 宅坦村如此，上莊當(dāng)亦如是。胡適1904年到上海去念書的時候，就用了七天的時間，多半是走路的。1928年，他接受蘇雪林的一篇訪問里，就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當(dāng)時胡適住在上海英租界的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49A號。胡適在這篇訪問里，是從請?zhí)K雪林吃的徽州面餅談起的：

仆人送上一杯咖啡調(diào)的牛乳和一盤切開的烤面餅，先生說我今天起身遲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點。我是徽州人，用的也是徽州點心，請你們不要見笑，我還愿意將這東西介紹給你們呢；這烤面餅是面做的，餡子是香樁、蘿卜干，不易霉壞的材料，這是我們徽州人的“國寶”。我們徽州人在商業(yè)上的成功，都要歸功于這“國寶”。

……

先生拈起一片面餅對我們說道：我們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國的出產(chǎn)都是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險到外邊求謀生之道了。我們徽州人的習(xí)慣，一家若有兩個或三個以上的男孩，把一個留在家里耕種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歲，便打發(fā)出門學(xué)生意。出門時不要帶多少川資，只用幾尺藍老布做成一個袋，兩端縫合，中間開一個口，每袋一端，裝進五個這樣的“國寶”，就算是孩子長途的糧食了。［這個藍布做的褡褳，胡適在那篇〈四十自述〉的殘稿里說叫做“信馬”，顯然是徽州話 。］好在這“國寶”的餡子都是干材料，過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緊的。到了宿店的時候，一點火，袋里掏出一個“國寶”，在火上烘烤一會，吃下去就算一頓飯。至于宿費，每夜只需大錢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資，綽有余裕。徽州人窮得不能聊生的時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號，說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

胡適認為徽州人因為耕地少養(yǎng)不活人口，而必須冒險出外經(jīng)商的傳統(tǒng)，對徽州人在思想上產(chǎn)生了正面的影響。由于在城鎮(zhèn)經(jīng)商，他們就有機會接觸到最新的思想和教育上的潮流。他們又常把孩子帶到城鎮(zhèn)里去受教育。因此，徽州人的思想視野一般說來是比較寬廣的。他接著推論說，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思想界里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是徽州人。例如：十二世紀(jì)的朱熹、十八世紀(jì)的江永和戴震以及十九世紀(jì)的凌廷堪和俞正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