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趙元任1912年5月29日的日記，他該年春天選的兩門哲學課，一門是“近代哲學問題的發(fā)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Problems)，另一門是“邏輯與形上學研討課”(Seminar in Logic and Metaphysics)。根據康乃爾大學印行的課程大綱，前者的課程編號是“哲學19”，后者是“哲學40”。這兩門課都不是哲學入門的課，特別是“哲學40”這種研討課，是給高年級以及研究生上的課。趙元任的是日記，不太可能是錯的。由于當時胡適跟趙元任都是大二下學期的學生。趙元任沒有轉系，按部就班的選課，所以胡適轉系的時候，趙元任應該老早就修過“哲學三：邏輯”這門入門的課了。我們今天還可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胡適的英文藏書里，看到一本趙元任收藏的克雷登的《邏輯導論》(An introductory logic)的教科書，扉頁上還有趙元任的簽名。那本書顯然是胡適1912年選“哲學三”的時候，趙元任借或送給胡適的。我們很難解釋胡適為什么在1928年那篇文章里說他和趙元任、胡明復一起上克雷登教授哲學的課。唯一能作的合理的解釋，是胡適有旁聽的習慣。他和趙元任、胡明復一起上克雷登教授的課，可能是胡適跟著去旁聽的一門課。

胡適決定轉系的第二個理由是辛亥革命。他說由于這是亞洲第一個成功建立的共和國，美國人都很有興趣，到處要請中國學生演講：

當時中國學生里的演講最成功的是大四、學土木工程的K. Y. Char。他的中文名字是蔡劼卿［注：即蔡光勚］。他是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的。到康乃爾之前，他在母校教過英文。他是一個很穩(wěn)健的人，英文演說一流。但是由于演講的邀約太多，蔡先生的課業(yè)又重，他不得不謝絕許多演講的邀請。因此，他就開始在中國學生里物色人才。他覺得我是個可造之材，可以在他畢業(yè)以后，接替他演說中國問題。有一天，蔡先生來找我，他說他在中國同學會中聽過我?guī)状沃v演，他知道我國學的基礎訓練，又了解中國歷史。他要我替他接幾個比較容易的演講，對美國人講解辛亥革命與民國。我在幾經考慮以后，決定接受其中的幾個，努力地作了準備。這是我從事英文演說的開始。這種公開的演講促使我去研究辛亥革命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歷史背景，以及民國新政府領袖的生平。這是促使我轉系的政治歷史因素。

胡適把辛亥革命說成是促使他轉系的第二個理由，其實也是頗為牽強的說法。胡適說辛亥革命發(fā)生以后，美國人對中國的事物好奇，中國學生當中的演說大師、大四的蔡光勚應接不暇，于是物色胡適作他的幫手兼接班人。事實上，我們在第五章會指出，胡適開始頻繁地作公開的演講應該是在1912年夏天以后，也就是說，大四的蔡光勚畢業(yè)以后的事情。當時，胡適早已轉系了。他轉系是在1912年2月。而這指的，還是他正式轉系的時間。胡適在1952年的演講里說，他是在上“果樹學一”的第二個星期發(fā)現他干嘛浪費時間在作蘋果分類，而決定轉系的。1911年的秋季班是在9月28日開學的，開學的第二個星期是十月的第二個禮拜，剛好就在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時候。換句話說，早在胡適因為辛亥革命而四處被人請去作演講的一年前，他就決定轉系了。我們甚至可以把胡適有轉系的念頭推得更早，至少推到1911年6月以前。就像前文已經指出的，胡適在該年6月初寫給章希呂的信上，就已經提起：“適有去Cornell［康乃爾］之志，不知能實行否？”

第三個使胡適決定轉系的理由是他從小對文學的興趣。第一學年在康乃爾大學讀了英、法、德三國的文學，使他對中國文學興趣的復蘇了：

我的古文和詩詞的訓練相當不錯。從少年時候開始，我作文寫詩就已經頗能差強人意了?？的藸柕霓r學院不但規(guī)定大一的學生必修英文，每周上五小時的課，還得要修兩門外國語：德文和法文。這些規(guī)定使我對英國文學產生了興趣，使我不但閱讀了英文的經典著作，而且也練習寫作和會話。德文、法文課也讓我去摸索了德國和法國的文學。我學了兩年的德文、一年半的法文。我雖然不會說德語或法語，但我那時的德文和法文都相當不賴。教我法文的便是我的好友和老師康福（W. W. Comfort)教授［后來當費城黑沃佛學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長，胡思杜念過的學校］，我們中國學生查經班的老師。兩年的德文課，讓我接觸到德文的經典著作，像歌德、席勒（W. W. Schiller)［請注意：唐德剛音譯為雪萊，容易被誤會為大家比較熟知的英國浪漫詩人雪萊（Percy Shelley)］、萊辛、海涅等等。特別是我對英國文學的興趣，讓我接觸到了英國文學的巨擘，促使我繼續(xù)去選修更高深的英文課。

回憶和《口述自傳》都不一定正確，都得小心運用，在這里又得到一個例證。 胡適說他在康乃爾學了兩年的德文、一年半的法文。但是他的總成績單只顯示了一年的德文以及一個學期的法文。德文是他大一還在農學院的時候選的。成績都不錯，上文已經提過了：“德文一”得90分；“德文二”得80分。我在本節(jié)前文列出了他在“德文二”所讀的書名，洋洋大觀，舉凡賽德、凱勒、萊辛、歌德等等。他對自己德文能力的自信，也在在地表現在他才學一年德文就躍躍一試，想寫一本《德文漢詁》：“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贍家，擬于明日起著《德文漢詁》。雖為貧而作，然自信不致誤人也。”至于法文，胡適直到大三下學期才選修，也就是1913年春天，“法文一”得了80分。他在康乃爾的時候，翻譯了法國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兩篇短篇小說，第一篇是1912年9月29日譯的：“夜譯〈割地〉（即〈最后一課〉［The Last Class］成。寄德爭，令載《大共和》?！钡诙恰窗亓种畤?The Siege of Berlin)，是1914年8月24日譯的。兩篇都是愛國小說。1912年9月的時候，胡適還沒學法文。他的〈最后一課〉以及〈柏林之圍〉都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雖然胡適在《留學日記》里記他翻譯這兩篇小說的時候，用的都是法文的篇名：“La dernière classe”（最后一課）；“Le siége de Berlin”（柏林之圍）。

無論如何，胡適從農學院轉文學院是一個正確的抉擇，而且也是一個順遂的轉折。這個抉擇完全符合他個人的興趣；這個轉折也完全順遂，因為，就像他在《口述自傳》里所說的，他當時“已經選了足夠的學分來滿足英國文學的‘學程’了?！备匾?，就像梅光迪所預言的，胡適的“改科乃吾國學術史上一大關鍵”。雖然這并不表示如果胡適沒有改科，他未來所走的道路就會一定不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由于胡適的“改科”，他就可以全心投入他所向往的、可以為之廢寢忘食、可以不油然地為之“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的文學、政治、哲學的領域。這是胡適之幸，也是中國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