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見到年紀青青的農民工、保安、小姐、女招待，就覺得我曾和他（她）們是一路人。區(qū)別自然是有的：知青是城里人，民工是鄉(xiāng)下人，我們“鬧革命”，民工討生活，但兩撥人都在青少年時代開始了大規(guī)模而被指定的流放與流浪——蓬頭垢面，胡亂吃飯，在任何可以躺倒的地方酣睡，然后做工、打架、偷竊、寫日記、等信，以各自的方式耍弄小聰明，試圖逃開同伙，指望有一天不再是知青或民工。不過我們遠比民工優(yōu)越，因為有歷史的名份，被稱作“知青”。此番出現在畫展中的家伙們尤其幸運：只因為當年喜歡畫畫，結果老來居然能夠算是一種資格，集體舉辦畫展紀念所謂“知青運動”，同時紀念——甚至帶幾分炫耀——我們的青春。

其實發(fā)起“知青運動”哪里輪得到知青，我們只是被“運動”的分子；每一代人都有青春，我們的青春換得異樣的說法，乃因撞上非常時代，于是仿佛有異于常人?！扒啻簾o悔”這句話早已是知青的同義詞，我卻聽之茫然，無如改一字，叫作“青春無傷”：幸虧我們一路畫了下來，不然倒是要“悔”之不迭：老來下崗、淪落、窮愁，是絕大部分老知青的宿命，而喜歡畫畫的青年何止千萬，畫畫之外，他們哪來什么適足夸示的美稱？

所以我們這一小撮人真是好福氣。

這回的展覽將會掛出一些什么畫，此刻沒見到，不好說。知青主題早已過時了，而當年知青畫的畫，與有關知青的主題，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身份，后者是作品。二者重合，也有的，譬如上海知青畫家的先驅：徐純中、劉柏榮，既是知青，又畫知青。1974年全國美展有一幅很好的油畫，畫一群知青剛到鄉(xiāng)下，歡笑著，排排坐，作者周樹橋并不是知青。定義知青繪畫是件麻煩事：論作品，知青主題是“文革”繪畫一部分，難以另說；論身份，則曾是知青的畫家與別種出身的同行沒兩樣，改革開放三十年，各有追求，畫路不一，而今聚攏玩一回，各人大抵有職有銜，有頭有臉，不再是當初混在山溝草澤的小知青。

“知青”的意思，是非常時期集體失學的少年?！爸喈嫾摇弊C明了什么？很簡單：沒有學院，繪畫并非不可能。雖然今次展覽的作者幾乎都在“文革”后考入美術學院，但從十六歲到二十五歲之間，也就是今日藝術學生從附中、大學到研究生這一年齡段，我們都在鄉(xiāng)村或農場度過，學畫的來路，其實取非正式的師徒制——在歐洲于十八世紀、中國于二十世紀出現現代制式的藝術學院之前，傳授繪畫技藝無非各種各樣的師徒制。中國古昔的畫院也是師徒制，并非今日學院分科列系那一套。我所謂“非正式”，是在“文革”亂世，嗜畫的少年不可能正式拜師，但我敢說，每個知青畫家少年時代都有一位，以至幾位開蒙的恩師，追隨左右，日后闖蕩江湖，更有緣巴結各省市美術長輩，尋求點撥，獲得提攜，這些長輩或許無名，但都是每位知青畫家終生感念的老師。

此外，一個沒有學院、媒體和藝術批評的年代，知青畫家充任彼此的學生和老師，私心傾慕、私相仿效。青春貴在友誼，習藝的良友尤其珍貴。那十年，繪畫是唯一的快樂、希望，這希望的快樂乃是從知青同類而照見自己：于是拼命畫畫，求上進。知青畫家的“業(yè)余性”另是一種珍貴的激勵，失學不要緊，我們服膺領袖的訓導：“干就是學習?！敝嗬L畫的集體模式都一樣：跳過漫長的訓練，直接畫創(chuàng)作，在創(chuàng)作中學會怎樣描摩一張臉、一群人，以及，一道荒誕不經而被嚴格指定的革命主題。這樣子學畫，既困難，又容易，我是寧可被繪畫折磨，也不愿領教如今學院的教條：考試、論文、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我們不敢說要比此前此后的專科藝術學生畫得更好，怕也并不更差，倘若撞見可畏的后生，我會如阿Q般閃過一念：嗚呼，老夫瞎畫到今朝，亦算不易。

再此外，“文革”之于青年的利用與捉弄，另有一番縱容：權威的職業(yè)畫家那時全部被打倒，論資排輩，暫告中止——舞臺忽然空了出來，于是我們被慫恿。你是知青嗎？毫無學歷，會畫幾筆，便直接調到省市機構去畫畫，就我所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甚至有脫產的創(chuàng)作組，或者，我們全都有幸被當時的所謂“美術學習班”召集，每人一塊大畫布，各自逞能?，F在不可能有任何機構愿意組織類似的學習班，撮攏流竄的藝術畢業(yè)生痛畫創(chuàng)作，管吃管住，所以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并不全是罪孽，這一層，每位知青都對“文革”心存懷念，不是懷念災難，而是亂世僥幸，竟成全了我們的畫筆。

而最初的覺醒者、懷疑者也是知青：新中國第一批嬰兒的成長是見證時代災禍的全過程，即便沒有參考架構，我們仍然有理由被認為是思考的一代，至少，“文革”閱歷是我們足以平攤的財富，善用者，收獲可觀：如今在社會學、歷史學、政治與思想領域，有分量有擔當的學者大抵當過知青，知青出身的小說家是八十年代新文學主角，知青畫家的表現似乎稍遜，盡管今日官方美術界與學院主事者，多有知青背景——所謂知青運動，是社會的隱痛、時代的敗筆；數十萬知青以光榮始而被遺棄終。我們不是革命者，但親歷革命的后果；我們不曾參與建設，但個個目擊背后的代價；過去三十年，社會經已草草安頓并打發(fā)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無成，既不如上一代標榜革命而創(chuàng)建國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種專業(yè)標準躋身國家棟梁。從祖國的花朵、紅色青年，直到回歸蕓蕓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為。每代人大約如此，多數隱沒，個別彰顯，我們，居然只因畫畫而安身立命。后起的青年才俊足以淹沒我們，知青畫家們早已從“文革”的美術舞臺全數退出，現在則逼近退休了——好在繪畫本無所謂退休，是的，我們真有福氣。

1968年，全國街巷一日之內四處張貼“上山下鄉(xiāng)”的領袖號令。其時我十五歲，不久，既與全校同學佇立街頭歡送上屆畢業(yè)生集體開赴邊陲與鄉(xiāng)村。又不久，我自己也擠在起動的列車上，耳聽千百人聲轟然嚎哭，從此開始知青生涯。這一幕如在昨日，昨日，我們都是大孩子——諸位見笑：本次展覽開幕式我們想必都會開顏嘻笑佯裝年輕，而墻上大部分作品果然畫在三四十年前，向今天展示當年的種種熱情、荒謬，還有百分之百的真摯。

                          2008年4月28日寫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