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聽到黎風這個名字是在1987年，那年我在山西作協(xié)《批評家》雜志做編輯。這一年，閻晶明從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業(yè)畢業(yè)，也到了雜志社，我們成了朝夕相處的好朋友。我曾問及他在陜西師大的導師，他告訴我說是黎風，并特別提醒我說：早年曾是胡風分子。從此，我就記住了這個名字。我印象中晶明兄對他的導師非常尊敬，但在交往方面并不特別密切。記得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和晶明兄正在外地開會，突然接到他的師兄李繼凱的電話，說黎先生去世了，晶明馬上趕到了西安。后來我曾見過晶明兄一篇短文，回憶他和黎先生相處的日子。前幾年，晶明兄調(diào)到中國作協(xié)工作，每年我們也總要見幾面，但來去匆匆，很少有時間安靜下來再談過去熟悉的人物或者學術(shù)問題，但他導師黎風先生的經(jīng)歷卻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

2001年，我曾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一段，見到過一些雜七雜八的史料，其中我比較留意的還是自己相對熟悉的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情況，特別是記憶中有印象的熟人，見到相關(guān)資料，也就順便收集起來。前一段尋找一本舊書，偶然翻閱，見到這則關(guān)于黎風的材料，忽然想到晶明兄離開太原已好多年，我也到了廈門教書，想到當年在山西作協(xié)漫無邊際的閑談，真有一些傷感。這則關(guān)于黎風的材料，我想以后對于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或者還有一點幫助，就抄下來并略作說明。

1949年后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史料來源，就是政治運動中的揭發(fā)材料或者本人的檢討，還有相關(guān)機構(gòu)的秘密報告，這些東西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來源中一個特殊的方面。我個人對這種史料的評價，基本按陳寅恪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的觀點理解：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歷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當時間過去之后，假材料作為定罪的可能和意義雖然失去（這個判斷不包含任何評價），但作為史料來源和判斷歷史人物的史料基礎(chǔ)，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懷疑。所以這些年來，我特別留意中國政治運動中的相關(guān)史料，并不斷提醒研究者注意它的特殊價值。

關(guān)于黎風的這個材料，是當時新華社的一個秘密報告中提到的，登在《內(nèi)部參考》1955年第一百二十四期上，關(guān)于新華社的這份內(nèi)部材料，我已多次說過，不再重復。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發(fā)現(xiàn)有兩個助教和胡風有過關(guān)系

[北京分社二十八日訊]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在二十四日下午舉行了胡風問題漫談會，會上該系的兩個助教——黎風（一九五零年在師大畢業(yè)，原系黨員，一九五二年忠誠老實運動中因歷史問題，交待不清，脫黨）和祝寬（一九四八年在師大畢業(yè)，原是黨員，面粉統(tǒng)購統(tǒng)銷時因套購面粉，被開除黨籍）談出了一個情況。據(jù)他們說，泥土社的前身是師大中文系青年人組織的泥土文藝社的刊物。該刊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創(chuàng)刊，共出六期，第六期出刊日期是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刊從第四版起就開始變質(zhì)，稿件大都由上海寄來，作品都是柏山、舒蕪、阿垅等包辦。祝寬、黎風都曾和胡風有信件來往。黎風的發(fā)言并說到他在抗美援朝時曾寫過一首詩，他寫信給胡風，胡風回北京后還曾寫信要黎風去看他，但他因為自己的詩寫得不好，“主觀戰(zhàn)斗精神不夠”，所以沒去看胡風。祝寬談到他在中學時受胡風影響很深，他也曾接到胡風給他的兩信。但他們的發(fā)言談得都很模糊。對此兩人情況，校黨委正在查究中。（丁寶芳）

“胡風集團”案是20世紀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廣闊，個人命運在這樣的歷史事件中如何變化，今天人們并沒有完全解析清楚。黎風和祝寬——這兩個當時北師大中文系的青年助教，就因為這點和胡風的關(guān)系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則史料還提醒我們，當年一般群眾運動中出現(xiàn)的情況，多數(shù)曾作為秘密情報上達，這一點恐怕當事者有時候還不清楚，這也就是為什么今天許多歷史檔案的解密，會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歷史的原因之一。

黎風是不幸的，但他晚年在陜西師大招的研究生卻很出色：和晶明兄一屆的李繼凱早就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知名學者，曾做過陜西師大中文系主任，而晶明兄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成就也早為人熟知。黎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特別突出，但他的經(jīng)歷和見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弟子，何時見到繼凱和晶明兄，我當和他們再議黎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