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英文初稿八百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超出一般傳記的篇幅，陶涵分別請了兩位專業(yè)編輯濃縮刪減成現(xiàn)在的四百三十五頁，以符合哈佛大學的要求，但有些寶貴內容不得不因此割愛，至為可惜。哈佛大學同意出版《蔣經國傳》之前，極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從學術觀點評價此書是否值得出版，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也受托審查本書，他們給哈佛出版社的報告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蔣經國傳》都是極其精辟之作，建議出版。尤其柯偉林，1998年10月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所舉辦的《蔣經國傳》討論會上，更是對《蔣經國傳》的贊揚溢于言表。他說這本書對20世紀的中國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雖然專治中國歷史，讀了陶涵所寫的《蔣經國傳》書稿后，都覺得“獲益匪淺”。

柯偉林指出，在西方關于中國近代人物的傳記，多以思想及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主，如胡適、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傳記，但寫政治人物的傳記，迄今連像樣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傳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蔣經國傳》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柯偉林認為《蔣傳》的取材立論和文學的筆觸都是可圈可點的。他說，蔣經國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不易像鴿子籠式的（pigeonhole）加以歸類，陶涵能根據(jù)訪談，使用檔案資料，寫出一本“獨一無二”（unique）的《蔣經國傳》，極為難得。

參加討論《蔣經國傳》的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表示，盡管外界都認為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卻不認為蔣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邊工作或被他咨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yǎng)與認識，也不曾發(fā)生作用。張旭成認為反倒是《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對蔣經國的影響很大。他相信蔣經國最終決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紀忠居功甚偉。張旭成形容余是美國的保守派，但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這在威權時代的臺灣，已是難能可貴的報人了。

《蔣經國傳》的部分內容，對臺灣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但書中大量引用了珍貴的解密資料，對讀者來說，仍很新鮮，乃至聞所末聞。誠如丁大衛(wèi)所言：“《蔣經國傳》對美國了解‘中華民國’的政經發(fā)展及其未來的遠景，確有必要。《蔣經國傳》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將是正面的，有利于‘中華民國’”。

中文讀者看這本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蔣經國傳》，真正的意義在于認識一位英語世界的美國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評價“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與他在中國及臺灣的革命”（英文版書名，最初書名是《蔣經國：改變了中國的人》）。陶涵在書成后寫給余紀忠的信說：“蔣經國所處的時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與繁榮新天所帶來的希望交會的時候，我相信，蔣經國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實現(xiàn)這樣的希望，所做的貢獻是深遠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們覺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處的時代的重大意義?！?/p>

盡管陶涵為寫《蔣經國傳》，大量閱讀中外已有的文獻，做了極為細致的訪問和研究，但終究是外國人，犯了一些中國人不會犯的錯誤，像把林彪說成是黃埔一期畢業(yè)生（應是四期）、孫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銜誤為上校，所幸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話，那就是蔣經國生命中的兩位極其重要的人拒絕接受訪問，提供他們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一是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蔣刻意栽培提攜始有今日的李登輝。對此，陶涵的看法是，蔣方良有她的難言之隱，而李登輝則可能是自己有話要說，以致都不愿接受訪問。

2000年9月15日寫于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