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時間里，我一共生了五兒一女。對我來說，生兒育女已經(jīng)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傳宗接代，更不是養(yǎng)兒防老，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對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yè)。

從杭大退學之后，有人建議我到生產(chǎn)隊做會計，到車木廠當車木工，到二姐夫家里做篾工，到學校任代課老師，思前想后，我重拾了父親的職業(yè)――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

對于從醫(yī)我有自己的考慮。作為個體醫(yī)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可以時時刻刻關注孩子的成長變化，實施早教、早讀、跳級的家庭教育方案。

對于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對態(tài)度。但是，我從第一個孩子開始就堅信并奉行這個理念。為了使農(nóng)作物有好的收成，農(nóng)民必須要抓住農(nóng)時，該耕地播種的時候就耕地播種，該施肥除草的時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樣，抓住最佳教育時機至關重要。我早早就為孩子們的成長規(guī)劃了一張清晰的藍圖。

剛行醫(yī)那幾年，我們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間租來的百年老屋里。十六平方米的兩層樓，坐南朝北，夏熱冬冷，樓下是店堂，樓上是一家八口的臥室兼書房。房間龜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開一條兩厘米寬的縫隙，完好的墻壁上貼著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頓等科學家的畫像。我只要有空，就輔導孩子們學習讀書，晚上更是雷打不動的自習時間。我和小湘幾乎犧牲了一切娛樂活動，連親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參加。一到夜幕降臨，全家人圍坐在燈下，我看我的專業(yè)書，他們看他們的課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問，每天自習到深夜。

孟母三遷為擇鄰，而我們多次舉家搬遷，從莘塍搬到南陳橋頭，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瑞安，為的是讓孩子盡早入學、順利跳級。孩子入學時年齡小，正規(guī)小學不讓進，我就找簡陋的農(nóng)村小學，讓兒女入了學再轉(zhuǎn)學。

大兒子天文六歲進了瑞安莘塍當時最簡陋、甚至連圍墻也殘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學，隨后轉(zhuǎn)入莘塍五七小學就讀。天文成績好，我打算不讓他讀“過渡班”就直接跳級上初中，但莘塍中學對年齡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線”將他轉(zhuǎn)到另一所中學讀初一，然后再轉(zhuǎn)回莘塍中學繼續(xù)學業(yè)。初三分快慢班時，成績優(yōu)異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會影響孩子的學習情緒，于是我又一次為天文辦了轉(zhuǎn)學手續(xù)。

在老大的影響下，老二天武只有四歲就吵著要跟哥哥去上學，哥哥在教室里聽課，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聽，放學后跟哥哥一起回家。五歲我設法送他正式上學，十歲考入瑞安中學初中部。

對許多家長來說，讓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從老大開始就為孩子設計好了這條求學路。老大沒有如愿，等到老二念高一時，我自己就壯著膽子，寫信與中科大少年班聯(lián)系。7月7日考試，我們3月5日終于得到參加少年班考試的通知。在四個月零兩天的時間內(nèi)，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書，天武順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兩個哥哥給弟弟妹妹樹立了榜樣，我的孩子一個比一個入學早，到小女兒天西，十四歲進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歲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常有家長問我，你的孩子個個成才，有什么秘訣嗎？我想，我們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的準備更早更長遠，機遇青睞有準備的頭腦，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