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其中最關鍵的人物，當屬何晏，此人在玄學中的角色就如同莊子在道家的角色一般。魏晉時期，盡管玄學之風大為盛行，可是真正的全職玄學家還是比較少的，相較于政治家、文學家、詩人等，很少有人給魏晉士人冠以玄學家的名號。按理說玄學之風如此盛行，并且在當時清談幾乎成為魏晉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幾乎到了如果哪天沒有清談便猶如一天沒吃飯似的難受地步，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下，應該是存在很多玄學家的。也許正應了“物極必反”這句古話，可能還真就是因為當時知曉玄學、研究玄學的士人太多了，幾乎只要是賢士，都對玄學頗有研究和見解，這就是一種“人人皆大家，人人皆平凡”的局面。換個意思來理解，這正如一筐土豆里面如果大多數(shù)土豆都是小個的，只有其中三兩個是大個的，那這三兩個土豆便可稱為大土豆；倘若一筐土豆里面都是大個的土豆，那你該在其中選出哪幾個稱之為大土豆呢？結果是都是土豆，沒有大土豆。魏晉時期玄學家的現(xiàn)狀便是如此，但那段時期卻也有人可以號稱玄學家，那就是在玄學上造詣頗深，達到了平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何晏便是后世令人想起腦中就跳出玄學家稱號的人物，他是正始時期清談的領袖人物，在他的玄學思想里，主張世界本就無，要想真正做到維護綱常名教，就必須從自然的本源著手，打破一些陳舊的框框架架，撇除一些破舊形式，一切從精神上抓起，只有統(tǒng)一了精神世界，才能在現(xiàn)實世界中尋求到平衡。他的這種“貴無論”開啟了魏晉以后的玄學風氣，后世玄學研究者也奉何晏為玄學集大成者。

對玄學的成熟同樣產(chǎn)生助推的，還有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賢。人們關注竹林七賢時，只注意到他們是一群浪子、文學家、詩人、音樂家、政治家等，卻忽略了他們中間好些人還是玄學家，其中以阮籍、嵇康為首。從家庭背景來看，嵇康應該算是曹氏集團的，畢竟他老婆是曹氏嫡系族人，那么嵇康按理說也是半個曹氏族人了。司馬集團篡權后，嵇康一是對他們的手段所不齒，二是對司馬集團黑暗的統(tǒng)治以及高壓的禮教所不屑，三是咱是曹氏集團的人，要是再投靠司馬集團，那不成了墻頭草兩邊倒了嗎，何況我還是當時名士，起碼的氣節(jié)我必須要有。司馬集團的統(tǒng)治理念與嵇康的思想追求是相違背的，嵇康認為禮法名教只是用來束縛人性、禁錮言論的，這是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行為，如果連人性都被禁錮了，連起碼的話語權都被限制了，那這人活著得有多累啊，真的可以算是“生不如死”了。但嵇康不同于常人的是，別的玄學家對于禮教統(tǒng)治一旦不滿，不是在清談中大加批判，就是著書言論中大費筆墨地揭露這種封建體制背后的黑暗面。嵇康是超脫眾人的，這也是為何在思想層次上他能位居竹林七賢之首，他是真正做到超脫世俗、追求真我，很多時候嵇康都不屑于清談和著書論文，而是在琴聲中寄托他的理想和觀點，嵇康即使想要表達抗爭，也要選擇一種極為高雅脫俗的方式。所以嵇康的玄學觀點很多時候不在其文學著作中體現(xiàn)出來的，而是在他的樂律著作中可窺其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