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談話，朱可夫擔心這會使他失去擔任騎兵第３軍新任軍長的機會。幸運的是，他的任命并未因此受到影響。當朱可夫最終走馬上任后，他發(fā)現這支部隊的軍事和政治教育水平非常低。他認為，這一切都要歸咎于“大肅反”，它嚴重影響了部隊的士氣和訓練。大多數情況下，那些要求嚴格的指揮官很容易就成為負責“肅反”工作的內務部官員的攻擊目標，他們總是設法以“人民公敵”的指控將這些指揮官拉下馬。在遇到上級侵犯下級權利的行為時，朱可夫并非坐視不理，而是經常大膽地進行干預。但是，他不得不承認，在許多事情上他處理得不是很恰當。

朱可夫講述了他的一個下屬軍官向他尋求幫助的經歷。當時，這名軍官正因為與一名在“大肅反”中被逮捕并被槍決的高層軍官交往密切而遭到指控，他擔心自己會被視為卑鄙之徒在即將召開的會議上被開除，甚至擔心自己將遭到秘密情報機構（克格勃的前身）的逮捕。另外，這名軍官還因為在管理上過于苛刻而受到指控。在了解了他的情況后，朱可夫同意參加即將召開的會議。在會議上，果然有人提出將這名軍官逐出紅軍和黨外。朱可夫為他作了辯護發(fā)言，稱贊他是一名忠心耿耿并且能力非凡的指揮官，他認為與這一點相比，其他任何指責都不是很重要。當會議結束時，朱可夫的觀點最終取勝。朱可夫說，被指控的那位軍官在他面前流下了感激的淚水。

但是，另一件事情卻是以悲劇而結束的。由于騎兵第６軍軍長被調往基輔軍區(qū)，朱可夫接任了軍長的職位。在斯大林風聲鶴唳的高壓統(tǒng)治下，一名在黨員大會上被指控犯了嚴重錯誤的軍官在嚴刑拷打之下被迫承認與一位被處決的元帥交往甚密。由于害怕秘密警察機構的酷刑，他最終選擇了自殺。朱可夫在他的第一版戰(zhàn)爭回憶錄中并沒有提到此事。

在騎兵軍內部，朱可夫與黨組織其他成員發(fā)生了另一場對質，至少有８０名黨員參加了這次對質。在對質中，他們再次指出朱可夫對待下屬非常粗魯，指揮方法存在問題，另外他與最近剛被絞死的烏博列維奇（他們實際上只是單獨在一起吃過一次晚餐）以及其他“人民公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幸的是，朱可夫此次面對的指控者是騎兵第４師政工科科長季霍米羅夫，他在朱可夫的手下干了四年時間，但是兩人關系并不密切。朱可夫說，季霍米羅夫在會上躲躲閃閃、十分狡猾，從不正面回答朱可夫的問題。為了委曲求全，朱可夫承認自己在對待那些執(zhí)行任務表現不好的下屬時缺乏理智。在解釋與烏博列維奇的關系時，他說，在完全喪失信任之前，軍官之間應當保持良好的友誼，這應當是我們全黨的努力目標。朱可夫在會議上特別強調了部隊作風和職能的重要性，他說，與“花言巧語和同志友誼”相比，它們必須放在第一位。

朱可夫的解釋最終得以通過。但是，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又給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發(fā)了一份電報。他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是卻被允許繼續(xù)工作。朱可夫說，他將永遠不會原諒季霍米羅夫，并發(fā)誓與他斷絕一切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