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周，羅斯福就因嚴重的中風而去世。他的新任副總統(tǒng)，哈里·杜魯門接手了一個已然離心離德的聯盟。羅斯福并不曾就對外政策（以及別的方面）上的事情和他商量。杜魯門私下里稱自己為“政治太監(jiān)”。但是他對俄羅斯的好感在1941年之后也沒有什么增加。早些時候，羅斯福在國會發(fā)表演說時對雅爾塔的麻煩裝作若無其事，之后記者詢問杜魯門的看法，他回答道：“這是最偉大的演說之一，”之后和記者們一起哄笑起來。

杜魯門懷著高度的不安全感進入白宮。（他告訴記者說：“我感覺月亮、恒星和所有的行星都沖我砸下來?！保┧谝粋€劇烈變化的世界中承擔著責任最為重大的工作。杜魯門試圖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緩解自己的不安全感。首先，他對自己的總統(tǒng)權極端敏感猜忌，生怕別人挑戰(zhàn)自己權威。杜魯門雷厲風行的決策風格不僅來自于他的個性，而且也是因為他決心要“乾綱獨斷”。不會像羅斯福最后幾年那樣，再有拖沓混亂的政府或者桀驁不馴的官員存在了。

第二，更危險的是，杜魯門決心使其政策不被扣上“緩和”（appeasement）的帽子。他能有多強硬就有多強硬。進入白宮僅24小時，這位新總統(tǒng)就自信滿滿地告知國務卿，“我們必需針鋒相對地對付俄國人”，并且表示“我們過去對他們太寬容了?！?在接下來的兩周里討論對外政策時，杜魯門打斷了顧問們的話，斷然宣稱自己一定要采取“強硬”路線。

哈里曼、李海和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爾（James Forrestal）等總統(tǒng)顧問敦促杜魯門采取強硬路線，杜魯門深以為是，這也增強了他的決心。哈里曼警告說蘇聯人會對“歐洲進行野蠻入侵”，宣稱戰(zhàn)后與蘇聯人的合作——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合作——必需取決于他們同意開放波蘭和東歐。在1945年4月23日的一次具有決定性的會議上，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與哈里曼展開辯論。史汀生聲稱決不能因波蘭之類的問題威脅和平大局，因為在那里自由選舉已然是不可能的了，俄羅斯人已經進行了全面控制，而且斯大林“不太可能在根本問題上……退讓”。史汀生并不是門外漢，他原為華爾街受人尊敬的律師，已有40年擔任公職的杰出資歷，包括做過一任赫爾伯特·胡佛的國務卿。

但是杜魯門拒絕了史汀生，而采納了哈里曼的建議。當天稍晚時，他“用極為簡單明了的話”嚴厲指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破壞雅爾塔會議關于波蘭的協(xié)議。杜魯門要求蘇聯人同意建立一個“新的” （而不僅僅是“重組的”）波蘭政府。吃驚的莫洛托夫回答道：“我這一生中還從未有人這樣對我說過話?！倍鹏旈T反唇相譏道：“執(zhí)行協(xié)議，就不會有人對你這樣說話了?！?/p>

第二天，斯大林拒絕了杜魯門的要求，指出這違背了雅爾塔協(xié)定。這位獨裁者表示，“波蘭與蘇聯接壤，與英國和美國卻非如此。”斯大林還說，畢竟蘇聯人并沒有“宣稱有權干涉”比利時和希臘，而美國人和英國人在這兩國做出決定時并沒有和蘇聯人商量過。6月間，斯大林允許再多幾位親西方人士進入波蘭政府，杜魯門勉強地接受了這種妥協(xié)的辦法。美國人希望，他們在政治上承認波蘭新政府，會使他們能夠利用經濟力量來使波蘭開放門戶，采取讓各國“在貿易、投資和信息獲取方面皆有均等機會的政策”。但是，波蘭人拒絕向美國人開放門戶。史汀生說的是對的。杜魯門的強硬只能是使俄國更加堅定了控制波蘭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