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人動不動就請律師打官司，可以想見美國律師的人數(shù)之眾：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共有律師50萬人，分攤到全體國民頭上是每483人有1個律師(僅次于以色列每408人1個律師，而日本則為1萬人1個)；以美國律師業(yè)務之繁忙，可以想見他們收入的豐厚：70年代末，私人開業(yè)的律師一年所得平均為5。5萬美元。

不過，這些看似驚人的數(shù)字如果同美國猶太人的相關數(shù)字作一比較，則明顯見拙：美國律師中猶太人占20％，紐約市共有2。5萬個律師，其中60％為猶太人；猶太律師中有年收入35萬美元、一次勝訴酬金達240萬美元，甚至350萬美元的。法律這個領域雖然遠沒有(也許永遠不會)被猶太商人資本化，但至少其中一個行業(yè)--律師行業(yè)--的一個部分，已經被“合理化”了。猶太人以其獨特的商業(yè)理性在法律園地中同樣發(fā)掘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金礦。

總的來說，律師行業(yè)與電影業(yè)等不同，基本上不是一個有待喜歡冒險的猶太商人來開墾的處女地。在西方社會中，律師很早就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律師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其服務很早就商業(yè)化了。這個早期商業(yè)化過程沒有猶太人多大的貢獻，因為猶太律師出現(xiàn)得比較晚：美國律師界接納的第一個猶太律師摩西，萊維是在1778年，而猶太律師的大量出現(xiàn)則是20世紀的現(xiàn)象。更何況律師業(yè)作為一個已經確立的行業(yè)，對像猶太人這樣剛剛獲得解放的外來者，是絕對不會持歡迎態(tài)度的。如同其他任何已確立地位的行業(yè)一樣，律師業(yè)一開始就以無形的“行會章程”力圖把猶太律師排擠在外：在修習法律方面，猶太青年很難進入美國東部名牌大學的法學院；畢業(yè)以后，他們也很難進入美國一些大的法律事務所；即使進去了，也很難得到升遷。所以，同在其他既成體制下一樣，猶太律師在律師行業(yè)中也是“邊際人”。

這樣的“邊際人”不可能獲得通常由大事務所經手的報酬豐厚的業(yè)務，如為商業(yè)事務提供法律服務或辦理遺產繼承業(yè)務等，用著名猶太律師羅奈爾得·戈德法布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是在野外體育俱樂部的環(huán)境中長大的，我們的社會聯(lián)系很少，我們進不了大的法律事務所，歧視限制了我們?yōu)殂y行和保險公司工作。我們沒有遺產方面的業(yè)務，因為我們自己家庭就沒有什么遺產。我們也沒有重要的法人關系。解決謀生問題的實際方案，就是在社區(qū)中工作，經辦同個體有關的業(yè)務?！?

這種“同個體有關的業(yè)務”，說得透徹點，就是同窮光蛋或倒霉蛋有關的業(yè)務，是在盎格魯-撤克遜律師眼中毫無油水的業(yè)務。受排擠的猶太律師的處境，再現(xiàn)了受岐視的猶太民族的長期歷史：他們只能同律師事務的“瓦礫堆”打交道。

然而，正如猶太商人本身就是從中世紀經濟瓦礫堆--放債和經商--中崛起一樣，猶太律師以其對法律本質的體認、以其對公平正義的酷愛、以其對財產分配的黯熟，同樣從瓦礫堆中崛起了：他們在為倒霉蛋提供法律服務，幫助倒霉蛋運用法律來改變其倒霉蛋命運的同時，也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倒霉蛋律師的處境。猶太律師成了律師王國的幸運兒！

猶太律師開創(chuàng)并最為擅長的法律事務，就是所謂的“人身傷害訴訟”和“股東訴訟”。

人身傷害訴訟就是今日的“保護消費者權益運動”的一部分和前身。從法律上說，人身傷害訴訟的核心是要求物品的生產者和服務的提供者對產品和服務負責，承擔由產品和服務所引起的對消費者的一切(不良)后果；而從具體要求上說，則就是個人因受產品或服務的損害而向產品生產者和服務提供者索賠的法律交涉。

同樣，股東訴訟從法律上說，就是要求公司的經營者必須向所有擁有公司部分產權而又互不聯(lián)系的人說明公司經營情況；從具體要求上，則是受到損害的中、小股東向公司或其經營者索賠的法律交涉。

人身傷害訴訟和股東訴訟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由弱小而受到損害的個體公民針對造成損害的法人和機構提出的起訴。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法庭決斗，因為法人和機構財大氣粗，可以雇用上百人的“大律師”來組團“圍殲”一個“倒霉蛋”。在常人看來，提起訴訟的小人物純粹是在玩火，才會投入這樣一場無望的決斗。唯有猶太律師不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