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周語上》記載，周厲王將要重用榮夷公，馬上招來了主張自由經濟的大夫芮良夫的反對，他說：“國家就要衰敗了！榮夷公這個人喜歡聚斂錢財，而不知道搜刮百姓喪失民心的后果將非常嚴重?！@個東西，生之于百物，為天下之所有，如果天下的‘利’都被少數(shù)人所占有，那危害就多了。天地百物，都依靠‘利’來生存繁衍，它怎么可以只由少數(shù)人占有呢？少數(shù)人霸占了多數(shù)人的‘利’，就會引起眾怒，而不知道失掉民心就會危害到政權的生存，用這種思想來誘導君主，國家還能長久嗎？所謂國家的治理者，就是將天下的‘利’讓天下所有的人都受益，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能最大限度的獲取應得的利益，就是這樣做還經常懼怕有遺漏的地方，招來百姓的怨憤。因此《頌》中說：‘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洞笱拧氛f：‘陳錫載周?！y道不是懼怕沒有把‘利’分配給天下的百姓而招來災難嗎？所以它能保護祖宗的周朝幾百年長盛不衰至今?，F(xiàn)在大王想把天下的‘利’歸自己一人所有，難道行的通嗎？普通百姓搜刮財富尚被稱之為強盜行為，如今大王也要實行搜刮百姓的辦法，其下場就危險了。如果非要使用榮夷公，周王朝必定滅亡?！睕]多長時間，榮夷公被歷王用為卿士。（原文：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洞笱拧吩唬骸愬a載周?！遣徊祭鴳蛛y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

歷王不顧眾大臣的反對，強化監(jiān)督體制，強行推行‘專利’政策。公元前842年，都城四郊的人集結起來，發(fā)動了周朝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歷王逃到了一個叫“彘”的地方。

與內政相比，周厲王的對外政策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厲王曾數(shù)次南征，艱苦奮戰(zhàn)，大體平定了南方。南方的楚君熊渠曾立其三子為王，厲王時因害怕被征伐竟自動放棄稱王?！妒酚洝こ兰摇酚涊d：“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p>

管仲易齊與郭偃更晉

周厲王的孫子被申國和蠻族聯(lián)軍殺死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當周王朝的光榮和權力已經成為昨日黃花的時候，變法之潮在春秋之世激蕩起來，并一直持續(xù)到李悝時代。這段時間有幾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法家從地域上分為兩支，一是東國法家，或稱齊法家；二是秦晉法家，或稱晉法家。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區(qū)分了晉法家與齊法家，認為在理論上二者的區(qū)別很小，思想核心則完全相同，比如信仰道家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以趨利避害的自然主義人性論作為政治哲學基礎等等。

表面看來晉法家對商業(yè)的限制很強烈，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和今天一樣，西部遠不如東部商業(yè)發(fā)達?！渡叹龝と姷谒摹分姓f：“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币饧崔r民、商人、官吏三種人是國家在什么時候都應該有的人。

春秋時代的改革暗流主要表現(xiàn)在中國東西部兩次大的變法，分別是“管仲易齊”和“郭偃更晉”。這兩次變法對后世的影響很大，《君商書·更法第一》記載，商鞅與同僚爭論變法時就將郭偃作為榜樣，說“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家理論家韓非在《韓非子·南面第十八》中寫道：“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