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淵在歷史上的地位，好多史學家都為他叫屈。認為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是他奠定了唐朝的基石，首先他毫無疑義是唐朝的一面旗幟（至少是打著他的旗幟的，因為那時他的官階最高，權力確是一個好東西），比如說太原起事，成功攻入隋都，利用“曲線救國”的外交綏靖政策成功攻城略地，并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建立起了國家制度和政治格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為大唐打下了堅實基礎。

不過，嗯，這不過可以毀了一個人。關鍵在于他在關鍵時刻站錯了隊，犯了方向性路線錯誤，這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和領袖不應犯的低級錯誤，于是他不可避免掉隊了，最后成了一個顧而不問的巡視員。

玄武門之變成了他最大的“污點”，他一生中永遠的痛。因為他的行為已經證明了他是一個過氣人物。

歷史上，任何一個政黨和統(tǒng)治集團的路線斗爭都是非常慘烈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是客氣不得的，誰掌握了正確路線，誰就是革命道路的掌舵人，牢牢掌握革命的航線，也就是香港行話叫“話事人”。

正如李淵在開國之初以清醒的頭腦和深刻的政治分析力，通過對瓦崗軍李密和東突厥可汗的成功的外交綏靖政策，毅然決然舉起了反隋大旗，太原起事后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勝利，順利地挺進長安，然后擁楊廣之孫楊侑為新帝，即恭帝，學學曹大哥“挾天子以令諸侯”，拜為唐王，立恭帝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不久恭帝便“禪讓”（真有點懷疑堯舜禹的“禪讓”是怎么回事，這是中國比較值得研究的政治現(xiàn)象，正如那些說不清理還亂的政治讖語一樣值得研究）了，自封為帝，這時候的李淵無疑是唐朝的一面最靚麗的旗幟，最最偉大的領袖。

這是沒有疑義的，正如誰也不能否認李淵是唐朝開國皇帝是李世民他親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