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焦裕祿被分到了蘭考當縣委書記。蘭考縣當時正遭受著內(nèi)澇、風沙、鹽堿的侵害，春天二十多萬麥子被風沙摧毀，秋天又被內(nèi)澇折磨了三十萬畝莊稼，十萬畝禾苗被鹽堿地燒死。蘭考人連肚子都填不飽，無數(shù)人出外逃荒淪為乞丐。

焦裕祿來到蘭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留住人心，他組織了一個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蘭考居民不要外逃。但是人們已經(jīng)失望甚至是絕望，怎么都不肯留下來。焦裕祿這才意識到，只有將蘭考治理好，才是留住民心的正道。

于是，焦裕祿開始帶領(lǐng)干部改造蘭考。沒錢買測量鹽堿度的儀器，他就用舌頭來嘗，鹽是咸的，堿是鹵的，硝是涼的。就這樣，他用舌頭嘗出了一個鹽堿地分布圖。為了防止風沙，焦裕祿帶領(lǐng)全縣人民種植泡桐。如今蘭考的泡桐已經(jīng)成了河南省的搖錢樹，它材質(zhì)輕柔，結(jié)構(gòu)均勻，不翹不裂不變形，耐蝕、耐腐、耐高溫，是制作家具、模型、工藝品、樂器的上選。

兩年下來，蘭考雖然沒有舊貌換新顏，但也起碼治理了鹽堿地，減少了風沙所帶來的危害。焦裕祿在職兩年，就像一個齒輪不斷運動。日子一久，這個齒輪的齒牙也磨沒了，再想轉(zhuǎn)動起來也已力不從心了。長期超負荷工作，積勞成疾，焦裕祿患上了肝癌，并已到晚期。

在工作的時候，焦裕祿常常都是用膝蓋或是椅子把頂住自己的肝部，否則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他的肝病早在1959年就被檢查出了，但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治療。在蘭考縣工作時，那種疼痛愈發(fā)嚴重。盡管如此，他都沒有放下工作回鄭州治療。有一次，焦裕祿的秘書都已經(jīng)替他買好了回鄭州的火車票，但他卻忍著疼痛去下鄉(xiāng)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沒能戰(zhàn)勝癌魔與世長辭，享年42歲。就在臨終時刻，都沒有忘記蘭考，他囑咐身邊的人，他的遺體一定要埋在蘭考，生不能完成使命，死了也要看著蘭考縣變好。

時隔兩年，新華社記者穆青等人偶然在蘭考得知了焦裕祿的事跡，這才有了后來那篇著名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 焦裕祿》。經(jīng)過媒體的宣傳，焦裕祿這個名字很快跟“鐵人”王進喜并駕齊驅(qū)。

其實，人們應該慶幸，焦裕祿沒有活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在他死后，他的接班人周化民在文革中差點被整死。

不管是王進喜也好，焦裕祿也罷，他們的身體都被烙上了“紅色印記”。他們逐漸被意識化，甚至是神化。在中國古代，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多大，他們將一些無法企及的事情或是目標寄托在了神的身上。他們?nèi)ド駨R祈求神靈的保佑，都是為了達成自己能力所不及的愿望。

新中國成立之后，農(nóng)民依舊無法擺脫傳承了幾年前的君臣思想。他們被告知，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主人，自己是先進生產(chǎn)力的代表。但是，融進血液的陳舊思想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打消的。在農(nóng)民意識里，他們依舊是脆弱群體，依舊在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依舊在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面前束手無策。于是，他們又將希望寄托在了神的身上。

中國人沒有不知道《東方紅》的，也沒人不知道《國際歌》的?？蛇@兩首歌卻有著天壤之別，《國際歌》告訴人們，“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從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可《東方紅》卻朗聲唱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在農(nóng)民心里，毛澤東就是他們期盼已久的神。焦裕祿、王進喜這些人都是神的學生，他們理所應當?shù)氖艿阶鹬?。這種神化思想一久，便讓一些領(lǐng)導飄飄然了，以至于在文革時期，毛澤東真的當起了萬眾矚目的神。權(quán)力高度集中，他的一句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更可以左右一個國家。

事實上，人們應該慶幸，這段將人神化了的日子僅僅只有10年。焦裕祿雖然躲過了這段日子，但他的名聲被人扭曲的神化。他在蘭考縣時候的副書記張欽禮在被整得忍無可忍的時候，干脆舉起了焦裕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