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權一定難成大事，而權大也容易引發(fā)不測。曾國藩對此頗有體會，所以，他認為權大了可以讓權，但是無權的話就一定要去爭取。

但是，曾國藩并沒有直言不諱地去索要權力，他的要權術是有一定技巧的，這也是曾國藩獨有的一門技巧。

籌集糧餉是行軍打仗的主要事務，握有籌餉實權的督撫之職，朝廷是不會輕易授人的。在曾國藩以籍侍郎身份帶兵的時候，他只有兵權，卻沒有籌餉之權，他在湖南、江西遭到窘境的時候，就是因為糧餉問題才受制于人的。

可見，權力在某些時候還是很重要的，沒有了權力，即使有再大的實力，也會有很多辦不成的事情。

但是，要權也是有一定的技術性的，最重要的就是要選好時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得到實權，才能富有效果和藝術性。而曾國藩后期的大有所成和他對要權時機的把握也是有一定關系的。

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逝，為此，曾國藩上奏欲回家服喪。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應該待朝廷下旨準可后方可行動，但是曾國藩卻沒有按規(guī)矩辦事，他還沒有得到清廷的批準就回籍奔喪去了。但是，迫于湘軍是清廷的支柱，所以清廷沒有追究曾國藩。反而還賞給他三個月的守孝期，并賜予幾百兩黃金作為治喪費，還命他守孝結束后仍回江西軍營。

然而曾國藩并不想要這些沒有意義的撫慰和虛榮，他真正想要的是實權。所以，他在《謝恩折》上說道“欲陳情而悚息”，并請求開缺守制。

其實，曾國藩是想借此引起清廷的重視，從而得到軍權。

在守孝期限已過的時候，曾國藩也沒有動身回營，為此，咸豐皇帝一再地敦促他重返前線領兵作戰(zhàn)，而他卻上書道：“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制，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節(jié)之清議?！?/p>

他還提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以謀取督撫之職。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乘機表示自己要在家中終身守制，有意向朝廷請辭了兵部侍郎一職。

為此，咸豐皇帝非常惱怒，便真的削其職、收其兵，并朱批道：“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變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p>

此次要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戰(zhàn)局形勢的好轉。本是要權，反被削職，曾國藩為此很無奈。他為此事憤憤不平，但經過終日反思之后。他還是決定以大局為重。但他還是迫切希望能重回戰(zhàn)場、重掌湘軍。

咸豐十年，李秀成攻克蘇州。清廷又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并命其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的水陸軍皆由曾國藩管制，楊岳斌、彭玉麟統(tǒng)率的湘軍水師也歸還于他，力求奪回江南。

剛開始要權的時候失敗了，就是因為曾國藩沒有選對時機，因為當時的咸豐時時收到前線的捷報。而后來，時機來了，石達開攻克常山、李秀成攻克了蘇州，這使得清廷不得不把曾國藩想要的大權交給他。

所以，這場與朝廷的要權爭斗，還是曾國藩勝利了。

曾國藩之所以一次次地向清廷要權，也是有自己的把握的，并不是無緣無故的胡亂之舉，這就是曾國藩要權的巧妙之處，當然，最后由于不利的局勢給了他機會，這也是成就其要權大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