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時代，改革說到底都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打破舊格局，建立新秩序，新舊制度摩擦碰撞，以整易亂，勢必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改革遭遇挫折、反復在所難免。

作為意見提供者、改革智囊，經濟學者處于政府與民間夾層地帶，不僅面臨公眾輿論和官方壓力，同時也需要面對內心良知的拷問。在這個群情激昂、欲望膨脹的時代，能否保持學術操守，成為橫亙在他們面前的巨大障礙。這不僅是對經濟學者的考驗，更是對民族精神的質問。

中國改革史上，曾有三次波瀾壯闊的大爭議。第一次發(fā)生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接的更替期，爭議對象是經濟制度、所有權之類當時敏感的事情，判斷的基準并非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制度能否承接、契合。換言之，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體系內可否并行不悖，且不引起社會制度變色？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這種不存私心、不帶偏見的論爭中度過，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單純歲月。日后的一切紛爭，都或多或少披上私利色彩，進而引發(fā)更大范圍的爭論、質疑。

1992年之后，“鄧小平南方視察”擱置了姓“資”姓“社”的爭論，經濟建設成為共識，“一切向錢看”，爭論焦點回歸至發(fā)展路線、改革模式、輕重優(yōu)劣等微觀領域。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界并不安靜，下海成風，暗流涌動，原本純真的學術頻頻遭受蠱惑。各種基調背后，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論支持，但人們恍然發(fā)現諸多怪現象--學者常常在上市公司任職，親屬擔任獨立董事，或者干脆創(chuàng)辦企業(yè)實體，學術操守在一點點地消磨殆盡，于是才有了“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質疑。

及至新世紀，隨著互聯網時代來臨，社會公眾以及大眾媒體開始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作用，一方面將學界劣跡揭穿，另一方面也直接或間接造成吳敬璉“間諜門”等諸多冤假錯案，令人感慨萬千、無可奈何。

爭議之下，意志脆弱者容易兩邊搖擺，于是人們常會看到前后矛盾的論調；而那些不改初衷的發(fā)言又往往過于直接，被公眾、媒體斷章取義，被憤怒的氣焰灼燒，進一步激發(fā)社會情緒。

無論事實如何變遷，也許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譬如周其仁對產權的執(zhí)著，吳敬璉對市場經濟的吶喊，陳錫文對農業(yè)的熱衷，陳元對金融業(yè)的遙望，而樊綱更為徹底，聲稱尋找普適經濟學。

在中國這個國情復雜的特殊環(huán)境中，任何政策都很難讓各個階層滿意，普適注定是一面理想主義的旗幟，可望而不可即。不過，正在是追尋理想的過程中，這群文人學者才發(fā)散出應有的光熱，或可告慰身后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