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11月24日，英國人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正式發(fā)表了自己的學術著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這部作品里，達爾文通過大量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化石證據(jù)“尖銳地指出”：所謂的造物主其實是殘酷的自然選擇及物種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所經(jīng)歷的變異。該理論直指基督教所矢志宣揚的“創(chuàng)世紀”神話，將維多利亞時期所開展的“自然哲學與宗教之戰(zhàn)”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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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本在當時售價高達約十五先令的超級暢銷書并沒有討論人類的起源，雖然大多數(shù)所謂的“專業(yè)生物學工作者”都近乎習慣性地這樣認為?！段锓N起源》其實是達爾文的一次“試水”。這位謹慎甚至是有些怯懦的博物學家期待自己的作品能激發(fā)更多年輕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使他們可以不帶任何偏見地面對生命的真相”。

《物種起源》在商業(yè)銷售上所取得的成功鼓舞了達爾文。12年之后，即在1871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專門討論人類之起源的著作《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而在當時，歐洲主流學術界已經(jīng)基本認可了進化論思想。日內(nèi)瓦研究院院長卡爾·沃格特（Karl C. Vogt）甚至還在一次著名學術演講中公開表示：

“當下歐洲，恐怕已無一人仍主張物種是獨立創(chuàng)造的了?！?/p>

而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這本書的“緒論篇”（Exordium）中便開門見山地談到他寫作這本書的三大考察：一、人類是否像每一個其他物種那樣是由某一既定存在的原始物種類型一步步遺傳下來；二、人類發(fā)展的進化模式；三、所謂不同人類種族彼此間差異的生物學價值。他還不失嚴肅而又飽含謙虛地解釋說：

“我曾著眼于兩個明確目的：第一個目的在于闡明物種不是被創(chuàng)造的；第二個目的在于闡明自然選擇是生物變化的主要動因——雖然這大部分借助于習性的遺傳效果并且小部分取決于環(huán)境條件的直接作用。然而在過去我未能消除我以往信念的影響。當然這幾乎是種普遍的觀念，即各個物種都是有目的地被創(chuàng)造出來。這就會導致我不假思索地假定，構造生物體的每一渺小細微之處，退化器官之殘跡除外，都具有某種特別的卻仍然未被認識的用途。一個人如果在頭腦中有此一類設想，他就會自然而然地將自然選擇——無論是現(xiàn)在還是在過去所起的作用夸大。有些承認進化論但是又否定自然選擇的學術人士在批評我的作品時似乎忘記了我曾著眼的這兩項目的?；诖?，如果本人在給予自然選擇以巨大力量方面犯下了錯誤——這點我完全不能認同，或是本人夸大了自然界的力量——這一點就其本身來說確實是存在著可能，那么我希望，至少我在幫助推翻物種被分別創(chuàng)造的封建教條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貢獻。”

沒想到，達爾文這種極其謙虛而嚴謹?shù)纳飳W治學風格被其擁護者所敗壞。其中公認表現(xiàn)最激進的自然哲學代表就是“斗犬”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這位堅定信仰機械唯物主義的生物學家一開口便如此之“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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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只是機械性宇宙中的一粒塵埃，是浮現(xiàn)在萬物汪洋上的一堆泡沫；無論從其質量等級還是延續(xù)時間來看都是如此之渺?。恢皇怯钪鏅C械運動的副產(chǎn)品而已。人類或多或少融入了這座機械性的有機整體，否則就將被其壓垮。但是，這臺大機器對于人類沒有任何特殊照顧，如同對待其他存在個體一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