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不信佛的小姑媽，開始輕聲念佛了：“阿彌陀佛……”，反復不斷地念。隨后，冷太太也跟著念。王鳳寶出于相同的心理，也叨叨“老天爺保佑”。雪芬早已止哭，悄悄地問她的繼母：“我們?yōu)槭裁床蛔?，總在這里站著??？我都站不動了。”

的確，久站疲勞。并且德明哥和我還感到百無聊，想要唱歌卻唱不出，想要說話也說不出，只能延捱這非常難捱的每一分每一秒，沉悶地等待著。但是，似乎等待不久，大約不滿十分鐘罷，驀地從正前方，傳來了冷醫(yī)生遙遠而清晰的歡呼聲：

“我看見老鄉(xiāng)啦——我們有路啦！我們有路啦！！”他敞開嗓門連喊幾遍，音量之大，簡直可使地動山搖，像通電似的，使大家眼睛一亮，精神一振。

在桂林期間，我曾三次游覽七星巖，第三次是七星巖內(nèi)安裝電燈之后，印象反倒一般，唯獨這1938年的第一次，由于經(jīng)歷過三刻鐘左右的迷路，便在腦海中留下了難忘的“歷險”印象。

我們大小十數(shù)口從七星巖后洞出來，仍然經(jīng)漓江浮橋返回水東門。

在水東門外的南邊路口，有一塊橫跨馬路的牌坊式的黑漆大招牌，上書“特察里”三個大字。其實早晨便看見了，只因急于趕往七星北斗，無暇逗留?，F(xiàn)在，姑丈便同著大家進去觀光一番。

鴉片、賭博、娼妓，這三大項所謂“特種娛樂”行業(yè)，在實施“三自政策”的廣西省會桂林，是可以而且必須公開經(jīng)營的，不得也無須遮遮掩掩，藏頭露尾，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時，一貫如此。不過有兩個條件，其一，是征收高額的“特種娛樂稅”；其二，則是限制在“特察里”之內(nèi)。

特察里，意思大約是特別區(qū)罷，位于水東門外右側，沿著漓江西岸，延伸至文昌門附近。

這里面跟一般的商業(yè)街道差不多，雖然白天不像黑夜那樣摩肩接踵，卻也絡繹不絕。店鋪房屋比較整齊，三大行業(yè)各成段落，依次為煙、賭、娼的地盤。

鴉片煙館有“客房”、“散榻”和“坐席”三等，價格差距很大。各家賭場日夜開賬，中國式的賭博應有盡有，推牌九的、擲骰子的、叉麻將的、抓紙牌的，吆喝聲、吶喊聲和爭吵聲不絕于耳。妓院也有不同的檔次，大約就像上海四馬路的“長衫堂子”與“么二堂子”之區(qū)別罷。由于此刻是太陽當頭照，門戶都半開半閉，未見有“姑娘”招徠生意。據(jù)說到了掌燈時分，經(jīng)過精心打扮的她們就會佇立在門外，八字排開，打情罵俏，或者唱起輕佻的小調，逗樂嫖客，或者以媚人的姿態(tài)念念有詞，諸如“打茶會來啰”，“吃瓜子來啰”等等公式化的語言來吸引嫖客，甚至直截了當拉拉扯扯，總之是想方設法要讓嫖客中意，上門，做成生意。

據(jù)說，“姑娘”們大多來自敵占區(qū)，為生活所迫而受騙，被賣入娼門，沒有人身自由，如果“生意”不好，就會遭受老鴇之流加倍的虐待，棍棒鞭子是家常便飯。

妓院、賭場和煙館一字排開，全都坐西朝東，背靠城墻，面對漓江，占據(jù)了特察里的半條街；還有半條街則是為煙賭娼三大行業(yè)服務的，煙雜店、餐飲店以及寄賣行和當鋪。五六家專賣鴉片土的“土號”，也集中排在一起。

天池姑丈是抽鴉片煙的癮君子，最感興趣的是土號，察看之后，認為兩開間門面的“楚衡一”土號品種最齊備，價格也公道，于是就買了四兩“云土”，即云南產(chǎn)的鴉片土。后來，他把采購“特種”商品的任務交給了我。

然而不久，在日本侵略者對桂林的狂轟濫炸升級的1939年，水東門外的“特種娛樂區(qū)”也未能幸免，被炸成了滿街廢墟，三大行業(yè)的從業(yè)人員和顧客傷亡百余人。

隨后，在市政府過問下，妓院和賭場遷往漓江東岸，指定幾條小巷讓它們繼續(xù)營業(yè)。煙館削減為五家，而經(jīng)營鴉片土的“土號”則僅存“楚衡一”一家，搬到水東門內(nèi)的騎樓街——桂東路北側，繼續(xù)營業(yè)，這便是我不時為姑丈采購鴉片煙土的所在。

我們游覽七星巖，參觀特察里后的翌日，時序便進入了1939年。

這一年是進入全面抗戰(zhàn)的第三年，是廣州、武漢失守，日軍卻因傷亡嚴重、戰(zhàn)線過長，攻勢難以持續(xù)而進入“相持階段”的第二年，也是日本侵略者對我大后方城市進行空襲最頻繁、最猖狂的一年。

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桂林、柳州、南寧、韶關、梧州、長沙、衡陽等地，無不遭到敵機的狂轟濫炸，甚至位于黃土高原的甘肅蘭州、陜西寶雞也多次被炸。

就桂林而言，我親身經(jīng)歷、耳聞目睹的敵機空襲不下數(shù)十次：從高升旅館的整個街區(qū)，到西成路的大半條街，從五美路東段到文明路西段，依人路到八桂路，湘桂鐵路的北站到南站，再從正西的麗澤門，到正東的水東門內(nèi)外，以及漓江東岸的東鎮(zhèn)路一帶……炸死炸傷的同胞和被毀被焚的房屋不計其數(shù)，血債一筆一筆不斷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