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北部蒙古遺部首領(lǐng)俺答汗進犯大明王朝的邊關(guān)重鎮(zhèn)大同。大同總兵仇鸞膽小無能，他的總兵官職是用重賄向嚴嵩買來的。面對俺答的進攻，他倉皇無策，只好故技重演，用重金收買俺答，乞求俺答不要進攻自己的防區(qū)。俺答接受重禮后，遂引兵東去，攻古北口，陷薊州，直逼通州，京師告急。世宗遂下詔勤王。仇鸞在以重金賄求俺答不攻大同后，他知道俺答會深入內(nèi)地，危及京師。為了乘機邀功并博得世宗歡心，主動上疏請求入援。世宗欣賞仇鸞“忠勇”，命他為平虜大將軍，節(jié)制諸路勤王兵馬。俺答兵直逼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大火沖天。但各路援兵卻怯懦不敢出戰(zhàn)，只是坐觀俺答燒殺搶掠。仇鸞的大同兵甚至趁火打劫，比俺答還兇狠。兵部尚書丁汝夔惶急無策，問計于嚴嵩。嚴嵩說：“在邊塞打了敗仗還可瞞住皇上，在京郊就難以隱瞞了。俺答擄掠飽了，就會自己離去?！倍∪曩缏犘艊泪缘脑?，傳令諸將，不許輕易出戰(zhàn)。兵部郎中王尚學(xué)屢次勸丁汝夔出戰(zhàn)，丁汝夔不敢違背嚴嵩的旨意，一味等待。俺答擄掠中飽后，引兵西去。平虜大將軍仇鸞殺了數(shù)十個百姓的頭，冒功請賞。世宗加封仇鸞為太保，并賜金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按中國干支紀年，是庚戌年。歷史上稱這次事件為“庚戌之變”。

“庚戌之變”時，張居正正在北京，他目睹政治的黑暗和嚴嵩的誤國賣友等行為，深感權(quán)奸當國，自己的政治抱負難以實現(xiàn)。于是，在風(fēng)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張居正選擇了急流勇退，決定窺測時機，應(yīng)運而進，適時而退，不勉為其難。他借口請假養(yǎng)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xiāng)江陵，休假三年。

告病請假還鄉(xiāng)，這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更是一個無奈的決定。當時，張居正自述這是“以病謝歸”，其實他雖體弱多病，但從現(xiàn)有史料中并沒有什么大病亟須回鄉(xiāng)養(yǎng)病和治療的記載。所以說，“以病謝歸”可能只是一種托詞。

在即將離開時，張居正給自己的恩師徐階寫了一封信函，其中流露出自己歸隱的真正動機。信中這樣寫道：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丑正，實繁有徒。意思是他厭倦官場的布滿荊棘、黑白不分，但對時局還抱有希望，因為在他看來，還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龜”的徐階在朝廷中，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帶頭掃除陰霾。在這封信中，張居正陳述自己對嚴嵩的不滿，他憤慨于時局的敗壞，痛恨嫉害正直忠良之臣的奸人，高度稱頌徐階在士林中的威望，盼望他擔起天下之重任。但又認為徐階的顧忌太多：“相公內(nèi)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愫，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勸他不如以真情行事，起而抗爭，不要像嘉靖初年的禮部尚書歐陽德那樣抓住對方把柄而又操刀不割，錯過時機，壯志未酬就已隕落，留下終身的遺憾。這封信主要表達了張居正自己因為對官場已經(jīng)心灰意冷，因此萌生不如歸去、悠游田園的想法。雖然如此，但他仍然殷殷期盼徐階有朝一日能改變局面，因而許諾徐階“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yè)”，“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

除了官場上的失意，情感上張居正也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在他28歲的盛年之時，與他相濡以沫的愛妻顧氏溘然逝世，令他陷入無限的悲涼中。一年后，他偶讀唐代詩人韋應(yīng)物的《傷內(nèi)詩》，不禁百感叢生，寫下：“悲哉難具陳，淚下如迸瀾?！崩m(xù)弦后，新婚燕爾的張居正也沒有忘卻亡妻之痛，在《朱鳳吟》一詩中，表現(xiàn)了他刻骨銘心的思念：“朱鳳失其群，十年不得雙。早棲漢宮樹，獨啄瑤草芳……窮覽周八極，遨游仰三光。仙游誠足娛，故雌安可忘?！睆倪@些深情眷戀的詩中，可以看出顧氏的去世對張居正感情上的重創(chuàng)。這是他一生中情緒最低落的時期。

回鄉(xiāng)之初，張居正尋得風(fēng)光甚佳的湖畔修建了一間茅屋，終日閉門不出。他時而讀書吟詩，時而怡靜養(yǎng)神，經(jīng)過一番調(diào)養(yǎng)，神氣日漸清壯。待身體恢復(fù)后，他就忙于攻讀經(jīng)史子集，博覽群書。張居正這樣修身養(yǎng)性，閉門讀書大約有三年之久。

畢竟是沒有公務(wù)之勞的休假，閑云野鶴般的生活也使他流連忘返，向往世外桃源，留下不少韻味深長的詩篇。但眾多的詩作表現(xiàn)出他復(fù)雜的感情，時而悠閑，時而彷徨，又時而奮起?？梢娝m遠離朝野，但仍不忘國事，心系朝政。身在山林，卻心在朝廷，與山石林泉相伴，雖可怡情悅志，但這不是他的初衷，操心國事才是他的真實想法。其中，值得玩味的是《山居》：“林深車馬不聞喧，寒雨瀟瀟獨掩門。秋草欲迷元亮徑，清溪長繞仲長園。蒼松偃仰云團蓋，白鳥翻飛雪滿村。莫漫逢人語幽勝，恐驚樵客問桃源?！痹娭械男木撑c他的心境何其相似，縱有終焉之意、煙霞之想，又怎能就此沉淪？

在《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中，張居正借游覽衡山，祭拜朱熹和張南軒的二賢祠之機，終于道出“欲騁萬里途，中道安可留”的心聲，并以“示諸同志”告之以世人，表示他再度出山的決心。在張居正高臥山林之時，北方俺答大舉侵犯宣府、大同要塞，威逼京師。他聞訊勃然而起，作《聞警》抒發(fā)自己的憂憤：“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痹娭袕浡鴮碌年P(guān)切和對時弊積重難返的焦慮。最能反映張居正憂心忡忡而有志難伸心情的是《七賢吟》，這是他對魏晉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的詠嘆詩，這七人才華橫溢，卓爾不群，是亂世中的怪杰。他們行為怪誕，說話玄妙，面對各種抨擊和譏諷，談笑自若，我行我素，逃避世俗，遁跡官場，與當局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并以放蕩不羈的個性，掙脫禮教和功名的約束，倡導(dǎo)真性情和人的自然本能。由他們開創(chuàng)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學(xué)，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流派。但他們的主張終為世道所不容，或被囚，或處死，后世對他們驚世駭俗的行為也多有苛責。但張居正非常理解這七君子“心有所愜”不滿現(xiàn)實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游方之外”的處境，認為世人有關(guān)他們有損名教、貽禍晉室的種種指責，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損于他們的人品和氣節(jié)。這種超群出眾的見解，正是張居正心情的反映。這些詩歌交織著超逸與憂思、出世與入世、憤世與經(jīng)世的矛盾和沖撞，經(jīng)過反思和自礪，張居正終于走出了情緒的低谷。

回到故鄉(xiāng)，作為休假的官員，張居正本可不必下田勞作的。但他出自平民家庭，與農(nóng)民有著天然的親和感。他倡導(dǎo)學(xué)農(nóng)，并身體力行，在家鄉(xiāng)親自下田，種竹植樹，與老農(nóng)切磋農(nóng)藝，同悲共歡。張居正親身接觸農(nóng)民，在鄉(xiāng)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饑寒和痛苦。在《學(xué)農(nóng)園記》中，他就記述了他對農(nóng)民的觀察：“每觀其被風(fēng)露，炙熇日，終歲仆仆，僅免于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边@些都深深震撼著張居正，農(nóng)民終歲勞碌，僅免于饑餓，官吏的催征急如救火，逼得農(nóng)民拋妻別子，逃亡他鄉(xiāng)，這使他“惻然以悲，惕然以恐”。這悲，是對農(nóng)民的滿腔同情；這恐，卻是對政局安危的憂慮。這一切不禁使他惻然心動，責任感迫使他重返政壇。張居正雖然身在山林，但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官員的職責和治國安民之道。即使不再操政，也有這樣自發(fā)的操守，充分反映出他對社稷和民生的憂思。

這幾年的鄉(xiāng)間生活，在張居正58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插曲，但這段時間的成長卻對他將來的仕途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期間的低沉、彷徨和奮起，還有憂國憂民的困惑和焦慮，都是他潛龍之志的體現(xiàn)。經(jīng)過休整、反思和對農(nóng)民疾苦的考察，張居正對解除社會弊端已有深思熟慮，在他的心中重新燃起了一股報效朝廷的熱情。除了自身對政治夢想的追求，其父張文明同樣是迫不及待，敦促他及早赴任。要知道他父親孜孜以求的功名，一生未就，終身的遺憾全都指望著兒子來彌補，眼看兒子業(yè)已進入“儲相”的行列，豈能長久在家逗留！

國運的召喚，父命的囑托，肩負著興國、興家的雙重使命，使張居正不能不重返政壇。這年張居正已經(jīng)33歲，正值壯年，在回京途中信口吟出的“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最能表現(xiàn)他急切的心情?！拔以敢拼诵?，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边@首以割股命題的《割股行》引用了《莊子·盜跖》中的一則典故，說的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介子推隨晉文公逃亡落難，途中晉文公饑餓難忍，介子推毅然割下自己的臀肉，供晉文公療饑。張居正從封建社會最高的倫理準則——忠孝兩全出發(fā)，以割股的獻身精神，表達了他的耿耿忠心，這是他對自己又一次步入殘酷的官場的激勵，更是對他重回政壇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