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于是奠定了早期美國外交的思想基礎：第一，美國的獨立有賴于歐洲大國之間的權利平衡。美國的政策目標應是防止英、法、德、俄中的任何一國在歐洲大陸稱霸，也防止歐洲國家在美洲擴張。在這一點上，美國應搞均勢外交。第二，均勢外交與美國命中注定要充當救世主的信念并不矛盾。

因為，18、19世紀的美國實力不夠強大，“拯救世界”的第一步要做到內部鞏固。這一時期擴大美國影響的最佳方式不是對外干涉而是做出“榜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在社會政治生活的許多方面是鄙視歐洲的。他們認為，歐洲社會等級森嚴的君主制封建傳統造成專制政治，而美國則是階級差別小，鼓勵民族融合的民主政體。歐洲列強的國際強權政治是國內專制政治的繼續(xù)，也是不道德、不民主的。美國則無霸權野心，超脫于強權角逐之外。{12} 此外，美國還自詡具有反殖民主義、反種族壓迫、支持弱小民族的傳統。從這點上看，美國政治家又自認為一直在搞道德外交。

在美國外交史上影響深遠的孤立主義思想，用均勢原則（現實主義）和道義原則（理想主義）都能解釋。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大規(guī)模參與歐洲列強及日本在世界各地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美國政治家卻更強調美國外交的道義傳統。這時的“命定觀”論者不再滿足于榜樣的力量，而是要求擺脫孤立主義，更咄咄逼人地干涉世界事務了。第一次大戰(zhàn)時期的威爾遜總統高叫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義國家，天生具有完成拯救世界使命的特權。{13}他用“民族自決”、“建立世界新秩序”、“反對秘密外交”等表面上抽象的道義原則，掩蓋了所有的利己擴張動機。威爾遜甚至宣稱，“權力均衡本身連同結盟一類的手段，都可以休矣。”{14}第二次大戰(zhàn)期間的羅斯福總統既是馬漢的海上霸權理論的崇拜者，又是威爾遜自由主義色彩的繼承者。他善于使利益目標同意識形態(tài)相融合，而當這不能協調時，他寧肯暫時犧牲后者。這點在他同斯大林達成雅爾塔協議時表現得十分明顯。

兩次世界大戰(zhàn)加上同蘇聯的冷戰(zhàn)，使美國永遠擺脫了原來意義上的孤立主義。在當代美國統治集團看來，美國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有利益要保護。不過，美國應如何規(guī)范自己的世界利益，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冷戰(zhàn)初期，新教神學家尼布爾、國際政治學家摩根索、外交家凱南等人提醒美國人說，美國并不游離于世界霸權角逐之外，同其他國家一樣在為本國權益而斗爭，不過美國只應依據本國實力去保護力所能及范圍之內的利益。但是，當美國的相對實力處于巔峰狀態(tài)時，這些現實主義理論家的觀點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在“美國萬能”意識的驅使之下，不少美國政治家認為完成“救世主神圣使命”的時機已到。

伴隨這種使命感增強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即本世紀以來對美國安全造成真正威脅的三個國家——德國、日本和蘇聯， 在美國人眼里都屬于極權主義國家。其中唯有蘇聯能達到與美國勢均力敵、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蘇聯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直至今天的美國領導人都用兩種意識形態(tài)之爭（即所謂民主自由與極權主義之爭）來解釋美蘇對抗與競爭，來說明美國堅持的道義原則與國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