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都在飛速發(fā)展，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也不斷上升。中國作為一個有著13億人口、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內(nèi)水和領海的大國，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國際上各方的關注，出現(xiàn)了各種正面和負面的反應。

西方世界一直以來對未來中國的國際形象感到不確定，那就是今天日益強大起來的中國是一個狹隘民族主義的大國，還是一個理性的大國 。

現(xiàn)在，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上時常可以看到“憤青”一詞的漢語拼音“fen qing”。那些西方人似乎很難理解：中國這些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為什么竟對西方社會持有如此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

英國的中國學學者杰拉德·張則認為：“我認為中國的過激民族情緒還很難控制，這個主要是后天教育的問題。西方國家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還不夠?！?/p>

從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評價來看，中國能否“約束”部分國民的不理智情緒?中國能否應用現(xiàn)代政治智慧處理好復雜問題?這極大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國際定位。

2005年4月，中國內(nèi)地相繼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反日示威，抗議日本教科書篡改侵華史實以及侵占釣魚島等問題。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反日示威，而且示威當中都出現(xiàn)了一些人試圖去砸日本使館，以及一些帶有日資色彩的，比如說日本的餐館，甚至是市民所坐的日本轎車。一浪接一浪的反日運動在中國民間開展起來，網(wǎng)上的謾罵、地鐵里的毆打、大規(guī)模的“砸店”、游行……

毋庸置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反日”。對于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得寸進尺，我們當然不能無動于衷。

但是，現(xiàn)在的反日行動，好像是只要跟“日”挨一點邊，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過來就“反”。其實這是很不理性的，當今社會是越來越開放的社會，經(jīng)濟全球化的重要性日益清晰，我們和日本作為東亞近鄰，必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我們應該有所選擇，選擇真正對中國人民情感造成傷害的那部分來“反”。明確要“反”哪些“日”其實非常關鍵。 其實，日本的民眾并不是我們“反”的對象，我們要“反”的，是屢屢在物質(zhì)上和精神上侵犯中國的日本右翼勢力。

怎樣看待國家之間的關系？這是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個問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厭惡和尚，恨及袈裟”這種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對日本首相小泉不顧損害中日關系而頑固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教科書篡改侵華史實以及侵占釣魚島等問題，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但是，我們也要珍惜來之不易的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

和中國一樣，韓國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與日本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矛盾。為此，2005年3月23日，韓國總統(tǒng)盧武鉉發(fā)表告國民書，強烈譴責日本為侵略史翻案和霸權(quán)主義的圖謀。當天，韓國還通過了《日本歪曲歷史教科書對應方案》，決定把歷史教科書問題推向國際舞臺，如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等。

事實表明，韓國抓住了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的有利時機，把教科書問題從雙邊范疇推升至國際層面，爭取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持。這是解決韓日問題的一個十分明智的選擇，同時也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挑釁行為的一個有力回擊。

像韓國一樣，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建立并利用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善于在國際層面上維護自己的利益甚至推廣自己的價值觀。他們常常把有關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國際化，以爭取國際社會的聲援與支持。

劉歡演唱的電視連續(xù)劇《水滸》主題曲中有句歌詞是“該出手時就出手”。我們并不是反對出手，而是要做到該出手時出手，不該出手時，不要出錯手。出手要看時間、地點、動機、方式。

我們不要做憤青，而是要做理智公民；我們不能作憤怒的民族，而是要作理智的大國。

要做一個合格的高素質(zhì)的“公民”，就要樹立一種清晰、理性的民族觀念和國際觀念，就要為自己的民族國家堅守公平公正，道義與尊嚴，并且能夠善于用最合情理的方式表達憤怒。

歷史是過去的事實，寬容則是一種仁慈。記住歷史是我們對歷史應有的尊重，寬容歷史會使得我們以后的人生更加健康幸福。

銘記我們應該銘記的，忘記我們應該忘記的。 這是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要義。

有人說：“對敵人寬容，就是對自己殘忍?！蔽覀儾豢煞裾J，但寬容的確可以改變一些東西，世界上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對別人寬容的同時，也是在對自己寬容。當你用心去理解別人，寬容別人時，我們得到的不僅僅是感激，欣慰，更多的是一種來自寬容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