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策已定?，F(xiàn)在，該輪到國民政府出牌了。

說到20世紀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蔣作賓這個名字。

從照片上看，蔣作賓有著一幅很福相的面龐。他不但是民國時期的政要，還是著名的居士。蔣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會，是老資格的國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后，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而當時的陸軍部部長是黃興。1929年，時任中國駐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日內(nèi)瓦國際聯(lián)盟裁軍會議，在會上，他一改國聯(lián)多年只使用英、法兩種語言發(fā)言的慣例，莊嚴地用帶著湖北口音的國語在講壇上發(fā)言，引起外國輿論的稱贊，漢語遂被定為國聯(lián)正式使用的語種之一。

蔣作賓在歐洲的表現(xiàn)，足以證明他是堪當重任的外交人才。1931年8月，蔣改任駐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間，中日兩國使節(jié)升格為大使級，蔣作賓成為首任駐日大使。

蔣作賓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關系波詭云譎的四年。在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內(nèi)的中日雙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歸于破產(chǎn)，中日兩國最終走上了戰(zhàn)爭之路。國民政府始終都想回避與日本的戰(zhàn)爭，因為它既沒有與日作戰(zhàn)的實力，更沒有與日作戰(zhàn)的勇氣和膽識。所以，爭取最后一絲希望以避免戰(zhàn)爭，就是國民政府賦予蔣作賓的艱難使命。

9月9日，新任駐日公使的蔣作賓離開上海前往東京赴任。當時，中國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從上海出發(fā)，途經(jīng)漢城到達日本，得半個月到20天?？墒?，肩負重要使命的蔣作賓，卻沒有從海陸徑直東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陸后來到北平，會晤時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會晤，而是因為“日本對滿蒙問題有急進態(tài)勢”，蔣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qū)|北局勢最有發(fā)言權的少帥問策。

此前，張學良對東北時局以及中日關系已多次表明過自己的態(tài)度。早在7月6日，張學良在給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zhàn)，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為周旋。”這封電文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東北局勢危急，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第二，我們打不過日本，戰(zhàn)爭結果只能是對我更加不利；第三，為今之計，只有力避沖突，在國際公法的架構內(nèi)解決問題。顯然，張學良認為盡管局勢嚴重，但還有通過外交手段轉身騰挪的空間。

張學良的態(tài)度是有代表性的。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表示“此未對日作戰(zhàn)之時”，13日，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的于右任也在致張學良的電報中，以一個老國民黨的身份說道：“中央現(xiàn)以平定內(nèi)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p>

顯然，國民政府的要員們并沒有對日本內(nèi)閣在前一天的決議產(chǎn)生起碼的警覺。

樂觀使人心情釋然。聽了張學良的看法，蔣作賓似乎覺得輕松了一些。

三天后，在與北平的記者們見面時，蔣作賓面帶笑容地向焦慮的記者們說道：在我們南方，對中村事件似乎沒有你們北方傳得那么邪乎，你們要注意輿論導向哦！并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中央對此亦無須做出任何特殊的訓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后，當可迅速解決，事態(tài)決不致擴大。

此后，蔣作賓又逶迤北上，取道東北和朝鮮去日本。沿途，他不斷與駐當?shù)氐娜毡就饨缓驼倘耸繒?，作了一路的調(diào)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為目前局勢堪憂，希望早日解決懸案，以免為日本軍方激烈派有所借口。不料，蔣剛到漢城，就傳來事變的消息。

寄希望于外交努力而力避沖突，這是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底牌。但這張底牌還沒有打出來，就已注定要輸?shù)襞凭至恕?/p>

1931年底，若首相因為“擺不平”由九一八事變而引發(fā)的危機而黯然去職。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從命令的軍隊》為題，對事變后日本軍隊對內(nèi)閣的決定置若罔聞訴苦道：“內(nèi)閣部長制定出關于不擴大事態(tài)的方針，交陸軍大臣將此方針下達給滿洲軍，但滿洲軍卻仍不停止前進?！笨稍V苦歸訴苦，后來日本內(nèi)閣不但“追認”了日軍未經(jīng)批準的軍事行動，還連“不法”軍事行動所需的軍費也一并批準了。軍隊先斬后奏，造成既成事實后再由內(nèi)閣來“補蓋公章”對這種日本對外政策的實際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認知，正是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致命傷。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實行所謂的君主立憲制，天皇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由首相領導的責任內(nèi)閣，才是決定日本大政方針的中樞?？墒聦嵅⒎侨绱恕Ｈ毡緝?nèi)閣其實是管不著日本軍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