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就開始思考要走什么樣的人生道路、從事什么樣的職業(yè)了。如何思考，思考什么，一直伴隨著我們職場所有的成功與坎坷。

通用電氣的前CEO韋爾奇先生，出了一本《贏》后，又印了一本《贏的答案》，里面有許多關于職場設計的篇幅。

有位捷克的學生問，我17歲，要上大學，將來要從事商業(yè)活動，我是不是應該學習葡萄牙語。英明的韋爾奇先生與世界上所有英明的企業(yè)家一樣，語重心長地說：學習葡萄牙語肯定對你有幫助，但是你真的應該學習漢語，因為等你畢業(yè)的時候，中國很可能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語言只是一種手段，韋爾奇先生真正的建議是，不管你學什么專業(yè)，從事什么職業(yè)，你都要走一條“展露你的才華，釋放你的熱情，感動你的靈魂”的路。這三點中做到一點還不算太難，要三點都做到，恐怕只有像韋爾奇先生這樣的超人才行。

有人問戴爾電腦的創(chuàng)始人邁克爾·戴爾，“如果讓你倒退回1984年，你還會再次做出當年的創(chuàng)業(yè)選擇嗎？”戴爾說：“肯定不是做計算機組裝業(yè)務。”戴爾先生比較實在，要是中國的老總們，為了股市也肯定會說，“我們的行業(yè)仍然處在最好的時期”。

對于創(chuàng)業(yè)和職場發(fā)展來說，最難的就是預測將來，又容易又難但是最現實的就是干起來再說。干一段時間后，你再看這份工作能不能“展露你的才華，釋放你的熱情，感動你的靈魂”，應該再加上一個“滿足你的物質需求”--掙足夠的錢。

其實，有時問題并不復雜，簡單的標準就是，你想不想去上這個班?，F在企業(yè)家也好，公司老板也好，你不用吹你的企業(yè)文化多么偉大，得到了多少企業(yè)公民獎，你只要讓人問問手下的員工，每天早晨起來后想不想去上班就行了。

當然人為了實現目標，往往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那么在一份工作、幾份工作做起來之后，我們就要思考，到底適合不適合我，要不要再做下去。

分眾傳媒的江南春先生，當年在創(chuàng)造這個家業(yè)之前，曾用了整個一個春節(jié)思考，用他的話說就是發(fā)呆，在上海紹興路的漢源書店，一坐就是七天，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思考如果超過了一定的時段，就可定義為發(fā)呆。你在一個地方不動窩呆八個小時，就是發(fā)呆。

但是江南春先生的發(fā)呆，其實是思考之上的一種冥思，是思考的更高境界，且不脫離現實。人家就想，我苦苦做這么一個廣告公司，掙了一千萬、兩千萬，又怎么樣，下一步怎么辦。應該有一個新的模式、新的冒險。于是就有了分眾傳媒，于是全國人民就開始在電梯和各種生活的角落里遭到廣告的轟炸，納斯達克又成就了一個新的中國傳奇。

可是你去看看我們生活中大多數人的職場轉折，一般都是回到原地。你對工作不滿了，跟老板吵架了，想明天就辭職，但是家人勸朋友勸，說你的工作多讓人羨慕呀，你的老板確實很變態(tài)但其本質還不錯，你辭了這份工到哪里去找這般收入好上班離家又近的活兒呀。

所以，你真的要轉折，真的要思考，你就得像江南春先生那樣發(fā)呆去。排除干擾，好好發(fā)呆，然后一舉殺出山去。

當然，思考達到了發(fā)呆，發(fā)呆以后做出重大決定，實現職業(yè)轉移，仍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無所思，無所求。

這個問題我研究了多年，在我開始懷疑是否自己游離于非現實的幻境時，生活中忽然出現了真實證據。

我的大學學長老傅，職場經歷風雨無數，現在是上海某大型企業(yè)副總。老傅去年開創(chuàng)了一項活動--西湖走路。每個月的一個周末，老傅乘早上七點四十五的動車組從上海至杭州，從火車站出發(fā)步行前往西湖，沿湖西行，經靈隱，訪龍井，過虎跑，再回湖邊南山路，一路走回火車站，時長八小時，中午僅在楊公堤進簡餐。嚴冬、春天、39度的酷暑，老傅一次次走過來，偶有走伴，但陪走一次后都堅辭不再。老傅樂此不疲地堅持，也不斷有支持和崇拜者通過老傅的博客在網上和網下聲援。

我們都知道萬科的王石先生登山，好利來蛋糕的羅紅先生情迷非洲動物，但像老傅這樣的高級商務人士自我涂炭的卻不多見。同學聚會的時候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問：

“老傅，沒有一個紅顏知己一直跟你走下去？”

“你一路走一路想什么？”

老傅笑而不答。在我看來，老傅是受制于思考的負擔，不得不將過于沉重的思想通過物理消耗的形式予以揮發(fā)，并形成新的思考空間。

凡·高說：“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虛弱，就越能進入一種藝術的境界?！?/p>

天才如此，天才的意境也是如此，你越是接近顛狂和匪夷所思，你往往就越接近思考的真諦。當然，在老傅西湖暴走的事實后面，其實還隱藏著一種職場也好人生也好，那令我們激動和追求的東西--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