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廣泛的層面上說，文明形態(tài)復雜的社會是高能耗的社會。就像前文分析過的人類社會能耗增加的原因一樣，維持文明社會復雜性的基本需要便是能源供應，這種供應必須是源源不斷的，不斷增長的。只要能源供應充足，就可以增加一個社會的復雜度。當然，這里所說的能源既包括木材、煤炭等碳基燃料，也包括水力、風力以及地熱溫泉等可再生能源，而人力、畜力等以糧食為源泉的動物能量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在能源供應一如往常的情況下，維持社會復雜性的根基一般是穩(wěn)固的，不會有什么問題發(fā)生。而一旦能源供應達到峰值或者開始減少，那么這種根基就有可能松動，至少不會像先前那樣牢靠，維持社會的復雜性將變得艱難。由此持續(xù)地發(fā)展下去，社會最終將達到一個臨界點。這時，解決一個問題所得到的回報不足以補償要付出的代價，社會由此會變得脆弱起來。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是如此，最終任何一個危機都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在約瑟夫·泰特的眼中，社會的崩潰就是這樣一步步產生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著名作家小泉八云在其《遠東的未來》一文就對全人類敲響過同樣的警鐘。他在文中提出了重要的論斷：“就人的生存而言，最適應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同生共存，并能滿足簡樸生活的人”。如果將這一論斷擴展開，其不僅適用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適用于全球社會，甚至這看起來是宇宙的規(guī)律。

如果將人體看作一臺機器，驅動其工作的燃料便是糧食。對于相同的工作量，如果一個人需要吃兩塊面包就可完成工作，而另一個人卻需要吃四塊面包才能完成。那么，在上帝這位精明的雇主面前，這倆人的受歡迎程度可想而知。選擇的結果一定是高能耗的（吃四塊面包）的那位率先出局；低能耗的（吃兩塊面包）最后存留下來。

在民族與民族的競爭中，情況同樣如此。最會創(chuàng)造、最有耐力、最能節(jié)儉的民族往往會勝出；而需要過多消費的民族將可能面臨消亡的命運。當兩個民族競爭時，如果一方的智力或創(chuàng)造力高，當然這一方會在競爭中勝出，也就是說智力低或創(chuàng)造力低的民族會被取代。但是，如果兩個民族的智力或創(chuàng)造力不相上下時，則忍耐力強、更節(jié)儉的民族一定會勝出。比如，美國人干的手藝活，如果中國人同樣也會做，那么，美國的手藝人一定會被趕出市場。因為中國人或許只需要美國人1/10的生活費就可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忍耐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更差的工作環(huán)境。在中國的手藝人面前，美國的手藝人自然就沒有了競爭力。如果美國人想取勝，那他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更有價值的新手藝活。而且，這種新手藝活必須不能讓中國人學會；否則，美國人會再一次被趕走。大自然之所以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家， 就在于他絕不會搞錯，最終獲勝并存續(xù)下來的一定是保持最優(yōu)的投入產出比的那個民族。

進一步上升到國家的層面，那么國家競爭力同樣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得以體現(xiàn)。比如，如果把美國和日本各比作一輛汽車的話，那么美國就像福特SUV，體型笨重且油耗巨大；而日本更像豐田Pruis，輕巧而省油。

事實上，美國和日本的工業(yè)品已經隱喻了各自的國民特質。大凡美國的產品，外觀往往顯得大氣和厚重，材耗均不小。而反觀日本的產品，通常是小巧而玲瓏。如日本的汽車通常采用最輕巧的結構設計，在安全保證的前提下，往往采用最少的鋼材用量，這樣的車當然省油，日本的大多數(shù)工業(yè)品也都秉承這樣的理念。誠然，上述的這些差別與美國的地大物博、日本的狹小物貧等實際國情有關，但更內在的原因卻是兩國民眾各自獨特的國民特質在起作用。這些特質由于長期潛移默化地養(yǎng)成，以致于深骨入髓，似乎融進了國民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