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終于擺脫屈辱重蹈政治舞臺的老人們，說“第二次解放”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多少年來大家第一次發(fā)出了由衷的笑聲，鄧小平也以勝利者的微笑來接受大家的祝賀，不過，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來的。這倒不是因為他經(jīng)歷的風波太多，以至今天還在擔心天有不測風云。他是熟諳政治輿論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價值。表面的輿論常常不能說明真相。兩年又八個月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輿論也是一夜之間鋪天蓋地，舉國高喊“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把‘批鄧’進行到底”。這件事給予鄧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會相信那是民心。報紙叫作“黨的喉舌”，其實黨是由人組成，因而報紙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幾天前，他在中央全會上曾尖銳地說，在共產(chǎn)黨內，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問題也不用思考。不講原則，說話看“來頭”、看“風向”，“隨風倒”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多起來。（參見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頁。）過去是隨毛澤東的“風”。現(xiàn)在，輪到他鄧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對這種現(xiàn)象抱有高度警惕。問題不在于人們表面上說什么話和敲什么鑼，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剛過，省委書記們便用自己的言論把報紙的頭版占去了大半。農(nóng)業(yè)以及農(nóng)村的問題乃是必須要說的話題。安徽鄉(xiāng)下有些地方本已經(jīng)悄悄地把田分開，這時候卻看到了全會決議上的“不許包產(chǎn)到戶”、“不許分田單干”，看來他們的行動大有越軌之嫌，這時候只好先避開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遠兜遠繞的迂回戰(zhàn)術。歷時十五天的省委會議宣布了自己的方針：“在建立健全責任制的問題上，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辦法要再多一些?！彼€說：“生產(chǎn)隊愿意采用什么辦法，應由群眾民主討論決定。”等于是說，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這一條是算數(shù)的，但這“不許”、那“不許”可不一定算數(shù)。（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報》。）青海省的領導一下子沒有看出此中奧妙，卻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機關報發(fā)表了一篇不痛不癢的社論，說“在我黨的歷史上，每逢歷史性的轉變關頭，都會伴隨著全黨的學習運動”（1979年1月5日《青海日報》。）。鄰近的甘肅省，報紙也在早幾天發(fā)表了社論，說政治要保護經(jīng)濟，階級斗爭必須同排除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障礙聯(lián)系起來。（1979年1月2日《甘肅日報》。）趙紫陽這時還未進京，還在四川省當他的省委第一書記。他雖未像萬里那樣在農(nóng)村發(fā)起對人民公社的挑戰(zhàn)，但他明顯地對華國鋒的失勢與鄧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絲要在鄧的道路上大展宏圖的情緒。他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報告：“從總體上說，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已經(jīng)掃除?！保?979年2月15日《人民日報》。）這話的大膽之處在于，當公開的輿論還把華國鋒看作黨的中心時，趙已經(jīng)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邊了。遼寧的任仲夷也是數(shù)十位省委書記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幾個月前，當“真理標準”的爭論雙方還勝負未卜的時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對“凡是派”的立場，這是中國官場上極少見的勇氣，可是這時他還是沒有敢直面“包產(chǎn)到戶”。他的辦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闡述較少爭論的問題，他告誡下級：“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必須抓住一個中心，就是工作著重點的轉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報》。）。這話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會再有風險，因為即使是華國鋒也不會反對這個話題，只不過，華的“轉移”與鄧的“轉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輿論繞來繞去還是在外圍徘徊，《安徽日報》似乎有些不耐煩了，它發(fā)出進一步的暗示，說“有了經(jīng)營自主權，一小塊土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塊水面沒有利用起來，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李克文：《按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提高經(jīng)濟管理水平》，見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報》。）。這里面主張“包產(chǎn)到戶”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會聞得出來?？墒嵌鄶?shù)省區(qū)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聰明。整整一個月里，沒有人出來呼應安徽的聲音。到了1月下旬，終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陜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聲音，而是相反。23日，陜西省省委會議決定：“必須繼續(xù)穩(wěn)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剛剛進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總理在這次會上講了同樣的話，（1979年1月3日《陜西日報》。）這使得陜西的理直氣壯看上去大有來頭。江蘇省在東部，與陜西有遙遙數(shù)千里之隔，現(xiàn)在卻決定與陜西異口同聲，省委書記許家屯雖然說要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可是又說：“試行責任到組聯(lián)系產(chǎn)量有獎有賠辦法，進行比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開。大農(nóng)具不能分，更不能包產(chǎn)到戶，如果發(fā)生這種情況，要堅決糾正過來?！保?979年2月19日《新華日報》。）這大致是重復了會議的文件。這一來，不少省委書記都記起三中全會上的這一句話，于是全都照方抓藥，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這是一種無論什么風吹浪打都不會翻船的辦法?？磥韴允卦谌嗣窆珀嚑I里的力量仍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四川這時也許有一點猶豫。私下里，趙紫陽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問，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礙是什么？大家說，最突出的是“恐右癥”。這種思路要是延續(xù)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軍了。果然，會議發(fā)表的決定給了農(nóng)民一個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說：“各種辦法都可以進行試驗?！辈贿^，趙還是沒有勇氣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產(chǎn)到戶，不搞分田單干”（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廣東省的習仲勛再次仗義直言，只是略施小計。他們說，只要不分田單干，各種不同的辦法都應當允許。（1979年2月7日《人民日報》。）他們的小計謀是故意不提“不許包產(chǎn)到戶”。既不禁止，農(nóng)民也就可以實行；可是他又沒有允許，一旦有失，作為一省之領導，還大有退卻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書記一定意識到這里面事關重大，所以與其打一場無準備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實就虛的策略。內蒙古的周惠說，內蒙古的“關鍵是解決好遺留問題，配備好領導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報》。）。山西省還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書記王謙說：“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山西是堅持學大寨的?！保?979年1月25日《山西日報》。）湖南的書記毛致用也學著山西的話，一句也不提生產(chǎn)責任制，只是說湖南“要繼續(xù)堅持學習大寨的基本經(jīng)驗”，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發(fā)表這個講話時，竟把這一句話全部刪去，令毛書記大為緊張了一陣。（見1979年6月5日《湖南日報》和6月19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