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因毛澤東一再保護，未被明令取消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職務(wù)，還能勉強支撐著搖搖欲傾的軍委大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照顧一些工作。

他忍辱負重，以極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周旋，機敏巧妙地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斗爭。

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guān)懷著軍隊的穩(wěn)定，關(guān)心著其他受沖擊的同志。

一次國防科委幾十名“造反派”要“炮轟”聶榮臻元帥，情況危急。

聶帥交代秘書周均倫去找葉帥。

葉劍英親切接待他。

不久，讓他轉(zhuǎn)告聶帥，已向毛澤東同志報告過，毛主席說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請他放心。

后來葉劍英又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周總理批評七機部“九一六”群眾組織“炮轟”聶榮臻是錯誤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軍節(jié)前夕，葉劍英親自帶著一名戰(zhàn)士理發(fā)員，來到了徐帥的住處，要他先理個發(fā)，作出席招待會的準備。

當時他的意思十分明確：這次招待會，軍委的一些老同志應(yīng)該出席，這不是個人的事，它關(guān)系到軍隊的安定與團結(jié)，關(guān)系到國內(nèi)外的影響，也是向“四人幫”一伙作斗爭。

后來，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朱德和幾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會，葉劍英得知這一消息，喜形于色，慶幸不已。

為了保護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遭到?jīng)_擊的領(lǐng)導(dǎo)，葉劍英分別把處境十分困難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賓館等地方加以保護，派專人負責(zé)他們的安全和生活。

十一、被迫離開軍委領(lǐng)導(dǎo)崗位，仍然全神貫注天下大事

“文化大革命”進入1968年，形勢更為嚴峻。

這一年3月22日，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fā)布《命令》，稱：根據(jù)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職務(wù)，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

24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林彪首先講話，宣布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錯誤”和對他們的處理決定。

第二天，毛澤東、林彪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

毛澤東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

于是，成立“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取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

黃永勝一伙有意刁難葉劍英，實行“三不”：不給他看文件，不準他打電話，不準與外界聯(lián)系，甚至不準與子女聯(lián)系。

林彪、江青等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的迫害有增無減。

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等在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分組會上組織圍攻參加過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quán)利)，并無端指責(zé)朱德、陳云、鄧子恢等“一貫右傾”。

在17日第一小組會上，康生強加給所謂“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fēng)”、“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

江青則污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

黃永勝、吳法憲污蔑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黑司令”。

林彪在20日的全會上，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后發(fā)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fù)辟的預(yù)演”。

針對林彪、江青等的誣陷，周恩來極力給“二月逆流”平反。

他抓住一切機會和場合，為葉劍英等開脫、平反制造輿論。

但葉劍英仍未走出逆境。

1968年底，毛澤東親自抓了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指導(dǎo)“斗、批、改”的試點單位。

1969年春節(jié)，毛澤東找?guī)孜辉獛浾勗?，要他們到工廠去蹲點，作調(diào)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