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后，莫斯科對廣州的政局作出了完全樂觀的估計。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問題決議案》明確指出，東方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有著巨大的進步，而且有些地方的發(fā)展，甚至比所期待的還要迅速，并且把廣州國民政府看作是“東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個榜樣”。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的基本核心就是同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等各階層利益共同性基礎上，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制度，為爭取革命獨立和統(tǒng)一的革命民主政權而斗爭的“一個革命聯(lián)盟”。這就是說，廣州國民政府“已經與工人、農民及城市民主派的最廣大的群眾聯(lián)系起來，并且依靠他們，擊敗了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幫?！币虼?，廣州政府就成為“中國人民為獨立而斗爭的先鋒隊，同時成為國內將來的革命民主建設的榜樣?！惫伯a國際還相信，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對右派的斥責以及對國民黨同共產黨聯(lián)盟必要性的確立，鞏固了“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活動的革命方向”。季諾維也夫甚至預計，中國共產黨今后在同國民黨的緊密合作中將取得更大的勝利。在這種樂觀的情緒下，當蘇聯(lián)人得知中山艦事件的消息時，難免會“為之一驚”。

3月24日，蘇聯(lián)顧問團在廣州召集全體成員開會。布勃諾夫在會上分析說，中山艦事件的發(fā)生，是由三類矛盾造成的：一是集中統(tǒng)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tǒng)治陋習之間的矛盾；二是國民革命中一道戰(zhàn)斗的基本力量之間，也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三是國民黨左派同右派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沖突。布勃諾夫指出，為了保證中國國民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并有進一步發(fā)展的可能，“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xiàn)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他還批評了在這方面的所謂過火行為，認為這種行為會造成以下結果：（1）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tǒng)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并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

這就是布勃諾夫從中山艦事件中得出的所謂“實際教訓”。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妥協(xié)退讓的表現(xiàn)。布勃諾夫還把中山艦事件發(fā)生的原因歸結為蘇聯(lián)顧問在軍事工作上出現(xiàn)的錯誤，這些錯誤表現(xiàn)為：沒有預見到在國民政府里可能發(fā)生的沖突；過高地估計了國民政府的鞏固和團結的程度，以及國民革命軍上層的鞏固和團結；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這種行為在三月事變中暴露得很明顯；軍隊集中管理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軍官上層的暗中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