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依照Coase的觀點，與分包相比，內部組織中，特定活動與企業(yè)中基本工作的相似性會降低管理成本。由于造船過程中主要協調大量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活動，假設內部組織成本較低，因此勞動密集性越大且生產過程中的工程密集程度越小，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其他的研究中(Monteverde和Teece，1982a；Masten等人)，工程強度代表開發(fā)工作中產生的交易專用的知識的數量，這意味著它對一體化的可能性起著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中，我們包含了一個代表人力資產專用性的獨立的衡量尺度，我們認為它較好地代表了預期變量。參見第 部分的討論。

關于造船過程中組織結構及成本的例證

A 數據(Data)

為了檢驗之前的假設，我們在Monteverde和Teece(1982a)，Masten(1984)以及Anderson與Schmittlein前期調查的基礎上設計出調查方案以收集數據。這一調查涵蓋了某個大型海軍船舶建造商的自制 外購計劃中的任務與零部件樣本，以及第 部分C節(jié)討論的每個變量引出的信息，同時還包括每個部分或活動適用的組織模式。在定期觀察的基礎上，從一列組成部分和操作中隨機選擇產生了58份觀測樣本(32項是自制，26項是外購)。因為這列清單并未包含造船的所有方面，樣本從全面的生產規(guī)劃中又補充了16項(11項是自制，5項是外購)。由生產副總經理助理和生產計劃與采購部門的經理共同組成的公司管理層小組，以他們的集體判斷為基礎，回答了調查中的每個問題。為了檢驗調查的可靠性，我們從一位早期從事造船工作的造船工程師那兒獲得了關于每個交易成本變量的第二組回答。第二個回答者為原始樣本74項中的72項評定等級。對每個變量的兩組回答之間的相關性為：進度表，0 73；人力資產，0 48；資產，0 19；復雜性，0 60；工程技術，0 53；勞動，0 45。盡管6個變量有著正向的并且是明顯的相關性，兩組回答之間對于實物資產專用性的弱相關性表明對這一變量的衡量存在較大偏差。受訪者的職位與一手經驗可能使其優(yōu)先使用了原始數據。

表12 3提供了數據中所包含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細節(jié)特征。與表12 2中的假設相對應的獨立變量均建立在應用十分法所作出的每一部分相對于生產計劃中其他部分排序的基礎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對于造船業(yè)的考察同樣指出一體化的輔助動機與之前提到的交易成本假設并非直接相關。在船舶訂單和造船過程既定的情況下，造船者在關鍵時期可能無法充分利用熟練工人的潛力。為了一直占有這些工人直到再一次利用他們的專業(yè)技能，企業(yè)應該對使用相關技能、并可以在寬松期間生產、存儲以備以后使用的零部件生產進行一體化。結果，一些原本需要分包的零部件，例如只需要一般的金屬打彎和焊接技術的存儲箱和零件箱，最終在企業(yè)內部生產以平衡那些職責分配不規(guī)則的工人的工作負荷。為了控制這一點，一個模擬變量(LOAD)應運而生，來表明特定的部分或任務是否能夠 平衡負荷 。樣本中7項自制和兩項外購項目被認為是潛在的能夠平衡負荷的項目。通常說來，使組成部分能夠平衡負荷的特征取決于締約者的時效性和技術要求，并因此取決于特定項目的實質。然而，這些組成部分傾向于使用相對標準的技術和資產并允許進度表的靈活性。

除了這些獨立變量，我們還收集了關于組織成本的數據以估計第 部分A節(jié)中討論的結構成本方程。獲得必要的信息以確認修正的回歸模型的難度隨著組織及成本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取得與締約相關的合理的成本數據可能會很難。首先，此成本通常由交易雙方所共同引起，因此信息收集必須有兩個或更多的來源。其次，僅從概率上來講，將來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發(fā)生嚴重的契約失靈，這一概率的確定還需要收集決策者無形預期的數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