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本著所謂“不擴大”的方針，于10日向二十九軍代表張自忠提出下列各項要求：

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本軍表示道歉，并聲明負責防止今后不再發(fā)生類似事件；二、對肇事者給以處分；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駐扎中國軍隊；四、鑒于此次事件出于藍衣社、共產(chǎn)黨及其他抗日的各種團體的指導，今后必須對此作出徹底取締辦法?！?〕

日方“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方針竟然如此落實，加上其準備增兵的舉措，勢必擴大事態(tài)，加劇沖突。11日，首、外、陸、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開會，討論派兵問題。當日18時24分，發(fā)表了《關于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

我方未放棄和平解決的希望，根據(jù)事件不擴大的方針，努力作局部地區(qū)的解決。但中國方面對和平談判并無誠意，進行戰(zhàn)爭準備，終于全面拒絕在北平進行的談判。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余地。我方為使中國方面進行道歉，并為今后不發(fā)生這樣的行為作出適當?shù)谋ＷC。由此，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派兵華北。〔8〕

自此，形勢向強硬論方向發(fā)展，參謀總長于當日對關東軍司令官發(fā)出派兵命令。日本政府的派兵聲明進一步刺激了事態(tài)的擴大，也更堅定了蔣介石抵抗的決心。

盧溝橋事變發(fā)生時，蔣介石正在廬山舉辦暑期訓練班，訓練的對象為全國“各界文武同志”、“全國公務員”。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發(fā)表《對于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明確表明了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一開場，蔣介石說：“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tǒng)一的時候，突然發(fā)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是異常震驚。此事發(fā)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接著，蔣介石談了四點：

第一點，關于外交方針。蔣介石說：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于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tài)，統(tǒng)統(tǒng)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要和平，過去數(shù)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于“最后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于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jié)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xié)，須知中途妥協(xié)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zhàn)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點，關于盧溝橋事變。蔣介石說：

這次盧溝橋事件發(fā)生以后，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fā)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fā)生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fā)生的前后，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么要擴大塘沽協(xié)定的范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jīng)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于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之協(xié)定，現(xiàn)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鄉(xiāng)，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zhèn)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