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01

雄辯術(shù):說出精彩的人生 作者:楊佩昌


所謂論辯,就是參與的雙方用一定的理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揭露對方的觀點是錯誤的,以便取得共同認識的一種語言交流的過程。

論辯可以說是口才藝術(shù)的精華,是增長智慧的重要手段,是磨煉思維的工具,是批駁謬誤的武器。

在我國古代社會,雄辯家所向披靡的雄辯風采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陳軫以三寸之舌,解敵軍之圍;蘇秦縱橫開闔,使六國得以安;蔡澤一段利辭,讓秦相范雎拱手讓出相位;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促使吳蜀聯(lián)軍大敗曹軍于赤壁……

在現(xiàn)代社會,雄辯同樣放出了奪目的光彩:

聞一多面對強敵拍案而起當頭棒喝,周恩來外交論辯字字珠璣,“世紀之辯”撼人心弦、舉世矚目,獅城舌戰(zhàn)現(xiàn)華語雄風、高潮迭起……

論辯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如此令人神往!

二戰(zhàn)時期,美國人曾將“舌頭、原子彈、金錢”視為賴以生存和競爭的三大戰(zhàn)略武器;如今,又開始把“舌頭、美元、電腦”作為三大戰(zhàn)略武器。在這不斷變化的三大武器中,科學代替了武力,而舌頭的霸主地位卻始終未曾改變!

一、什么是辯論

古往今來,人類的社會生活可謂豐富多彩、千變?nèi)f化,然而不管多么復雜的人類活動都能用“交際”來概括。盡管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的交際目的、交際方式、交際手段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所有的交際都要借助語言進行。辯論便是人類最基本、最常見的語言交際方式,同樣也是人類進行社會活動、思想溝通、行為協(xié)調(diào)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說每個正常人都具備一定的辯論能力,但要想準確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成功地完成特定的語言交際任務,卻不是人人都能辦到的。如果在辯論中既沒有恰當?shù)剡\用“智慧語言”,也沒有靈活有效地運用各種辯論的方法,想要達到辯論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確實,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和人類交往的日益頻繁與擴大,人們開始越來越重視辯論功能和方法的研究,并不斷完善和提高辯論藝術(shù),以推進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shè)。

二、辯論的實質(zhì)

顯而易見,辯論就是論辯、說理的統(tǒng)稱,是人類社會一種常見的語言交際活動。我們?nèi)粘I钪械膶W術(shù)爭鳴、法庭辯護、協(xié)商談判、報告演說乃至日常的問題討論等,可以說都要用到辯論。在中國古代,論辯被稱為“辯”,“辯”的推論形式被稱為“論”,關(guān)于“辯”或“論”的研究則稱為“辯論”。

對于“辯”,先秦墨家就在《墨經(jīng)》中指出:“辯,爭彼也,辯勝,當也?!薄熬銦o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表明,辯是相非之謂,是非之爭。在對一個問題的爭論中,正確的一方(“當者”)為勝,錯誤的一方(“不當者”)為負。由此可見,申明事理以區(qū)分真謬乃是辯論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辯論的實質(zhì)。

站在歷史的角度上來看,辯論也是人類較早運用的言語交際形式,而它的產(chǎn)生也是由于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和理解的差異所造成的。事物是現(xiàn)象和本質(zhì)的統(tǒng)一體,而我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卻只能是透過現(xiàn)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zhì),但是事物本質(zhì)的暴露要經(jīng)過一個過程,這就造成認識過程的復雜和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主體能力不足、方法欠妥以及利害關(guān)系不同,都極易引發(fā)錯誤的認識。因此,要在正確認識與錯誤認識中弘揚真理,否定錯誤,必然要展開辯論。此外,人們還因生活經(jīng)歷、知識結(jié)構(gòu)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也不可避免地會在同一問題或?qū)ο蠓矫娈a(chǎn)生意見分歧乃至對立。這樣,人們勢必要通過說理、辯論等形式,闡述自己的主張,以求得到對真理的確認。孰是孰非、孰好孰壞、孰美孰丑的爭議,導致了辯論的發(fā)生。

早在我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就互相詰辯,以是己之說而非他人之說。當時的人們把善于言辭、精通論辯看成是一種重要的才能。與此同時,談判手段也已被廣泛應用?!渡叹龝に愕亍分兄v:“談說之士資在于口?!彼^“談說之士”,就是擅長談判的“說客”。而談判就是通過說理與爭辯,來解決某一爭議問題,這也是一種辯說的形式?!鞍偌覡庿Q”促進了學術(shù)的交流,使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達到了一個高峰,也促使一些學者專門從事辯論之道的研究。墨子、荀子等思想家對辯論都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和較為詳細的闡述。為了適應當時辯論的需要,各學派還廣設(shè)學堂、招攬學士,辯天下大事。這說明辯論產(chǎn)生于生活實際,產(chǎn)生于思想交流與明辨是非的需要。

同樣,早在古希臘,西方人為了參與國事討論、法庭訴訟以及學術(shù)爭論,也十分重視辯論能力的訓練和提高。這樣,在希臘公民中逐漸形成了“智者”這一階層。這些人不僅進行廣泛的語言交際,展開辯說,而且還招攬門徒,傳授論辯之術(shù)。這對繁榮當時的文化和發(fā)展學術(shù),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薩拜因在文章中這樣寫道:“雅典人生活在一種盛行口頭辯論和對話的環(huán)境中?!闭怯捎谶@樣一個原因,論辯家在當時的希臘也享有較高的聲譽,許多思想家從事辯論理論的研究,如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著有《對話篇》、《裴多篇》;亞里士多德寫作了《工具論》,其中《辯論篇》和《辯謬篇》都是關(guān)于辯論的專著。到了古羅馬時代,教育制度也是為培養(yǎng)雄辯家而建立的,小學就有關(guān)于辯論的教育。杰出的政治家西塞羅就是一位雄辯家,并著有《雄辯術(shù)》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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