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蠻橫無理地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當即遭到了我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但當時中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支持，經過幾個月秘密交涉，于5月9日竟不顧廣大民眾的反對，接受了除第五項條款外的全部要求。之后，袁世凱有恃無恐，加快了“帝制自為”的活動。8月3日，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公然發(fā)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為袁世凱上臺大造輿論，胡說什么，中國人知識程度太低，只適合于君主制等等。于是暫趨于平靜的政局，又再次激蕩起來。中國人民又陷入內憂外患之中。這時胡適在美國，從報上得知此訊，很快給以反擊。8月18日向紐約“外觀報”(The outlook)寫了《中國與民主》(China and Democracy)一文；8月29日又寫了一篇《古德諾與中國的民主》(Goodnow and Chinese Democracy)投寄《新共和國周報》(The new Republic)。他在日記里說：“前作文論袁世凱稱帝及古德諾贊成此議之風說，意有未盡；復作一文，專論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古氏在此邦演說作文，均言中國人無共和之程度，其說甚辯，足以欺世。又以其為一國名宿也(古氏新被選為約翰霍布鏗大學校長)，故其言為人所深信，于我國共和前途殊有影響，不可不辨；故乘此時機作此文攻之”。之后，他又得國內好友許肇南來信，知袁世凱之帝制活動十分猖獗，內亂可能發(fā)生，而日本有乘我之危，有擴大侵略之勢。國命如何?很難預料，信中說道：“以吾國現在人心社會，若不忘國，亦非無理。吾人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辈⒁浴安粏柺斋@，且問耕耘”勉勵胡適，希望他“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胡適讀過友人來信后，甚為感慨。他認為，今日國事敗壞，不可收拾，絕非剜肉補瘡所能收效。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上著手，也就是許肇南提出的，努力造因。這樣可能有死灰復燃之一日。若事事為目前小節(jié)細故所牽掣，事事但就目前設想，事事作敷衍了事得過且過之計，則大事終無一成耳。古人言“死馬作活馬醫(yī)”，是明知其無望而不忍決絕之故也。如今他要顛倒一下，宣稱要“活馬作死馬醫(yī)”。他說：“活馬雖然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斬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則姑息茍安，終于必死而已矣?！笨梢姾m的見解，常與一般人不同，所以他的同學們常譏笑他“好立異、以為高”。而胡適則說自己并非是“強為高奇之行、駭俗之言，以自表異……有意為狂者也”。他認為：“今日大患，在于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fā)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上述便是他對國情的分析和認識。然而，造因者何?他的回答是“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接著又說：“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后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苯又终f：“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儻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胡適說這些話，是在他返國之前一年，即1916年1月所說的。在這段話里，胡適很明顯的表示了自己將來學成后歸國的理想，即愿意做一個教育工作者，為國家培養(yǎng)建設人才而努力奮斗。這個思想的形成，是有其過程的。當初，胡適到美國時，本來是想學一技之長，回國后也好謀求生計。不料所學的農科與性情大相徑庭，于是不得不改行文科：學文學、哲學。然而，對政治又非常有興趣，所以其大部時間又參與了社會活動。這就迫使他不得不考慮現實生活中所提出的問題，即祖國的安危與發(fā)展。這是每個中國人所關心的大事，在美國的留學生也時常討論和關心這個問題；胡適當然不能例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所選擇的道路是“教育救國”，為此他寫了許多文章來表述自己的主張。

1911年9月他寫了篇《康奈爾君傳》。此文后來發(fā)表在1915年《留美學生季報》春季第一號上。這是應中國學生會之約而寫的，先后用了半年時間完成，可見他對此傳非常重視?？的螤?Cornell)是姓，愛斯拉(Ezra)是名，(1807年1月11日—1874年12月19日)，他是康奈爾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因辦學有功，故校名從之，以志紀念。康氏幼年家貧，無力上學，故走向社會做工謀生。后來從事電業(yè)，發(fā)了大財，成為富翁。由于有感于幼年失學之苦，立志要辦一所學校，為社會上有志于學的人，有一個求學的場所。因此，他捐款50萬元，地200畝，及其他收入共80余萬元，(最后達到570萬元)于1868年10月7日，開辦了一所學校設農業(yè)、工藝等科，定名為康奈爾大學。該校初辦時，有教授19人，名譽教授6人、助教4人、教習5人、學生40人。43年后(即1911年)有學生5000人，為世界有名大學之一。這就是胡適所入的那所大學。在這篇傳記里，作者對康氏捐巨款，興辦高等教育的事跡及其為國效力的高尚情操，作了充分肯定和歌頌。胡適在文章的最后評論說：“若康奈爾君者，可謂豪杰之士矣?！涫┴斠?，一舉十萬百萬，不少吝惜。君之語白博士也(當時省議會教育組長)，其言曰：吾有50萬金而無所用之，頗思以之報國，君謂何者為是當耶。嗚呼!世之富人其視斯語矣?！焙髞?，康氏在白博士(Andrew．D．White)建議下，創(chuàng)辦了這所大學。其中談到高等教育時說：“至于高等教育，則知之者鮮矣，然無高等教育，則教育必不能盡善?！边@些話出之白博士，但給胡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投身高等教育事業(yè)，恐怕無不受其影響。

1913年10月8日，他又寫了一篇《道德觀念之變遷》，文章現保存在他日記里，文章說的是道德觀念，也是遵循天演公理而演進的，其中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作用。末尾，他引蘇格拉底“知識者道德也”的話說，吾人但求知識之進，而道德觀念亦與之俱進，是故教育為重也。后來在一篇《論充足的國防》里，也特別強調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他說，今天人們皆知國防之不可緩，要求增加軍備，以抵抗外侮。他認為，這種出發(fā)點是不錯的，但增加軍備，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你增加了，對方也是在不斷增加，于是永遠落后于人家，戰(zhàn)禍終不可免。根本的辦法是：“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并稱，這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為遠，惟有坐視而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