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農民自己也真的以為他們是“有別于他人的異種”。在南部意大利這樣一種等級高度分明的社會里，對于一個農民或農工來說，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進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務中想發(fā)表點意見，表現出任何主動性都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太主動不可能招致好報，反而會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權貴們—這些人農民實在得罪不起—的憤懣。農民自己心里明白，必須老老實實地賣力干活，永遠聽從指揮，不可越雷池一步。后來，美國老板不無沮喪地發(fā)現，美籍意大利人身上仍然帶有這種消極性格的烙印。

直到向美大量遷徙的時代，多數民眾依舊是農業(yè)工人—其中少數人擁有小塊農田，多數人不是租別人地種就是在別人的地上干活。就那些在世紀之交的年代移民來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農業(yè)工人，專業(yè)人員連0.5%都不到。

盡管就歷史的創(chuàng)傷和極度的貧困而言，南部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是難兄難弟，然而他們在某些氣質方面，卻又彼此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他們在對待創(chuàng)傷和貧困時各有各的對策和文化上的適應辦法。愛爾蘭人所受到的壓迫，來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異族，所以在回應時具有強烈的全民族意識，而意大利農民則長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與本族混血的人）的壓迫，這種情形使他們不能形成民族團結，而是導致各顧各的絕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員。兩國的授命當局都被認為是不合法的，但在愛爾蘭產生的那一系列嚴密組織卻從未在意大利南部形成起來，這里人最信得過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親的范圍。南部意大利人的回擊方式—族間報復和黑手黨—也都是以對方的家庭為目標。

南部意大利人長期保持著格外強大的家庭紐帶，以此作為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社會組織。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數地區(qū)的準則來看，南部意大利人對家庭的依附太過分了—超出了國家、宗教和道義對個人的要求。感情、忠誠和道德幾乎只存在于家庭的范圍之內。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義只對北部人才有重大意義，是他們在19世紀統(tǒng)一了意大利，也是他們在20世紀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隨者。南部意大利人認為教會組織和自身有距離，甚至對它采取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相比之下，愛爾蘭人篤信宗教，教會也和民眾一直長期受到欺壓。甚至在20世紀，南部意大利人的哲學也還一直被人稱為是“與道德無涉的家族主義”—盡量擴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維持家庭的榮譽，并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