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五個轉型［1］

阿爾奇·布朗

也許，歷史學家們將會就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爭論幾百年，目前，對改變世界的這七年的討論已經(jīng)引起種種誤解和分歧。在許多俄羅斯人意識中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帶來的就是失望，這種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后蘇聯(lián)的俄羅斯被稱為“民主制”的那個制度的弊端以及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xiàn)的暴富和赤貧現(xiàn)象所造成的。但是，發(fā)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后蘇聯(lián)的俄羅斯已經(jīng)不擔任國家官職了，所以，評價他們時要看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們的繼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開始的，它后來又變成了什么。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是作為改善蘇聯(lián)制度的效用的一種嘗試而開始的，它的倡導者們（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渴望改善現(xiàn)行的蘇聯(lián)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案母铩边@一術語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產黨改革派開始政治和經(jīng)濟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后產生的，當時關于蘇聯(lián)需要“改良”這一點連想都不允許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論和實踐讓蘇聯(lián)領導人感到非常害怕，他們用坦克扼殺了“布拉格之春”。后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那些想對蘇聯(lián)制度進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變人只能使用“進一步完善”蘇聯(lián)政治制度或國民經(jīng)濟管理制度這類婉轉的詞語。

“改革”一詞的意識形態(tài)意味不如“改良”一詞重，在蘇聯(lián)的保守派看來，“改良”一詞具有改良主義或修正主義的隱含意義，所以在改革的“掩飾”下可以進行一切比較激進的改良。起初，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在政治上適合那些（首先是新任總書記）真正希望實行重大改良的人，在開始階段，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為當時每個人都給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義。

隨著改革的內容變得越來越激進，特別是當1988年夏季戈爾巴喬夫制度及其盟友們從“制度改良”轉為“制度改造”后，這一術語的不確定性顯然已不再是優(yōu)點了，產生了關于更加深入的改變制度架構的問題。這種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發(fā)生，因為“公開性”已變?yōu)檎嬲摹把哉撟杂伞辈⑶乙徊讲窖葑優(yōu)槌霭孀杂?，盡管覺醒了的社會上的政治論戰(zhàn)主要是進行總結概括，而不是談論具體的、應當實施的制度架構改造。

蘇聯(lián)式的共產主義制度

在論述改革年代實行的五項改造之前，我想先區(qū)分一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且不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區(qū)分，而是從進行比較政治學分析的角度來區(qū)分?？梢詫⒐伯a主義制度的五個基本特征概括如下：（1）共產黨的壟斷權力；（2）民主集中制；（3）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4）公開宣布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國家將消亡）為目標——這是最終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標；（5）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存在和對這一運動的歸屬感。［2］在未進行改革的蘇聯(lián)和其他共產黨國家里，共產黨領袖和思想家們稱自己的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但這一事實恐怕不能成為效仿他們的理由。同樣是這些共產黨領袖和共產主義思想維護者也曾把自己的制度稱為“民主制度”。在改革前的蘇聯(lián)，“蘇聯(lián)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這兩個詞語常常被作為幾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盡管把蘇聯(lián)的制度稱為社會主義制度并不像把它稱為民主制度那么明顯荒謬，但蘇聯(lián)領導人——從列寧到契爾年科［3］——把蘇聯(lián)的制度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一事實并不能提供將這個定義作為有根據(jù)的分析術語的充足理由［4］。

“社會主義的”這個形容詞適用于范圍廣泛的社會運動、政黨和政府，而不僅僅是其中自稱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那一部分［5］，這一術語不像用于蘇聯(lián)和那些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主要核心的國家的術語——“共產主義的”那么準確。不難把共產主義制度與“共產主義”即給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提供終極證明的無國家空想?yún)^(qū)別開來，因為按照列寧的論點，正是共產黨可以提供領導不太覺悟的公民走向和諧的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理論認識和組織基礎（我懷疑在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中是否有人真正相信這種未來的社會神話，然而也不能否認這一構想遺留的思想作用，它一直保留到20世紀80年代末，在普遍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浪潮中，這一思想甚至被當作一種理論概念拋棄）［6］，同時也不必擔心“現(xiàn)實社會主義”（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lián)使用的術語）時期的共產主義與“完全的共產主義”的空想會混為一談。如果把同一個術語——“社會主義的”，比如說，用于法國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政府和改革前的蘇聯(lián)，這將是比把“共產主義的”這一術語用于后者更加明顯的概念上的牽強和對所存在差別的更加明顯的掩飾。

在改革的年代，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制度已不復存在，關于俄國的共產主義直到鮑里斯·葉利欽的后蘇聯(lián)政權建立后才結束的觀點是無稽之談，蘇聯(lián)是在1991年12月終止其存在的，而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早在1989年就已壽終正寢，僅從上面列舉的共產主義制度基本特征來分析就可證明這一點。蘇共對權力的壟斷在法律上于1990年3月結束，當時對憲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蘇共的有保證的“領導和指導作用”，而獨立的政治組織和政黨的萌芽事實上在1989年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其次，民主集中制從1986年開始就受到快速沖擊，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棄：堅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的共產黨員作為競選對手參加了大選前的斗爭；第三，盡管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在改革時期是共產主義所有基本特征中存在時間最長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創(chuàng)，因為這個法律比1986年的個體勞動法走得還遠，合作社很快就變成了稍微帶有隱蔽性的私營企業(yè)；第四，戈爾巴喬夫及其盟友放棄了“建成共產主義”這一遙遠的思想目標，它已從蘇共的綱領性文件中消失；還有第五，1989年以后，蘇聯(lián)曾加入其中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再存在，它已經(jīng)沒有誰可領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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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要談到的五個基本轉型意味著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制度被取消，但這些改變的實際意義更大，雖然這些轉型在政治實踐的層面上緊密地相互交織在一起，但必須對它們逐個進行分析。這里所說的是以下五個轉型：（1）取消指令式經(jīng)濟；（2）從極端極權主義政治制度轉向政治多元化；（3）結束冷戰(zhàn)；（4）放棄蘇聯(lián)在東歐的主導權；（5）蘇聯(lián)解體。我將依次來分析所有這些政治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