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或許真的不懂那些打算。當時的中國，政局紛亂，不是所有人都與他一樣，僅看到理想，就有心思進劇場看戲；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樣，不用擔心家計，掏得起兩塊錢看戲。就算真有心思也真掏得起錢，不愛看就是不愛看，個人品位使然，又有誰規(guī)定大學生一定要看新劇的？又有誰能說大學生不看新劇就不進步了？

不過徐志摩也許只是痛心。五四以后，中國的新劇運動正進行得熱鬧，在徐志摩看來，這些推崇新劇的進步青年，偏偏忽視了這場真正的藝術劇，實屬不該。他的批評或許帶著誠摯的情感，有話直言——這是他寫批評文章的一貫風格。但無論如何誠摯，言辭畢竟偏頗。最不該的，是他竟然在文中批評中國學校里教莎士比亞的教師，十個有九個說不出莎士比亞的好。這話，無論怎么看，都太過張狂。

所以，新劇家們坐不住了，回擊是必然。而就在這個當口上，徐志摩被抓了小辮子。5月6日，還是在新明劇院，徐志摩與朋友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生演出的《娜拉》，他中途退場。當時便有人對他們大張撻伐，說他們不懂《娜拉》反映出的女子人格問題，不知道戲劇與人生的關系，不配看《娜拉》這樣有價值的戲。

那天，跟徐志摩一塊兒看《娜拉》的是陳西瀅。面對外界指責，他先寫了文章回應。陳西瀅為了證明他們退場的必然性以及對手指責的無聊程度，從劇場秩序混亂，說到新明劇院的構(gòu)造不合乎聲學原理；從演出者太過業(yè)余，說到“如果你痛斥沒看完《娜拉》的人不懂得人生問題，那簡直就是在罵易卜生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p>

陳西瀅的文章寫得義憤填膺，徐志摩的口氣倒是平和。他強調(diào)《娜拉》之所以不朽，不在于對手所說的所謂“人格”或“人生”，而在于這出戲本身的藝術性，而他評價戲的標準，也只是把它當戲來評價，而不當它做宣傳某種主義的工具來評價。所以，新劇家們，你們就不要談什么人格人生了。最末了，徐志摩主動與新劇家們講和：“勸被西瀅批評的諸君，不要鬧意氣，彼此都是同志，共同維持藝術的尊嚴與正義，是我們唯一的責任，此外什么事我們都不妨相讓的。”

徐志摩的確不像陳西瀅那樣生氣。當然，你可以認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為他此前并沒有看到對手們攻擊他的文章，所以不至于太生氣；你也可以認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為陳西瀅的文章已然激憤，他為避免招來更大的怨毒，所以只得平和一些。但實際上，徐志摩在他一生所經(jīng)歷的文壇論戰(zhàn)中，大都平和。這與他的性格有關。況且，他從羅素那兒學來的不僅有諷刺，也有英國式的紳士風度。

這種風度，包含了文明，公正，平和，豁達，穩(wěn)重與自由。所以，徐志摩在他參與的文壇爭論中，的確從未惡語傷人。雖然他的高傲自負，總招來非議與攻擊，但至少，他能坦然地應對這些攻擊，對事的態(tài)度也大體公正。而他一旦認識了自己的錯，也能大方承認。就像在哈姆雷德一事上，事后徐志摩也大膽地揭瘡疤，說他作為一個自命時新的人，骨子里也時時有守舊甚至頑固的時候，所以得嚴防自大與虛榮。

然而，就是這種英國式的紳士風度，卻一直入不了魯迅的眼。他曾經(jīng)譏諷這些紳士，說他們“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魯迅不屑這樣的“正人君子”，所以，在不久的將來，魯迅用他冷光閃閃的匕首對準了新月派的紳士們，將他的第一次全方位大規(guī)模的論戰(zhàn)，獻給了新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