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決定輿論導向的這些精英人士如終質疑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呢？盡管在2009年世界比預期更快地擺脫了經濟衰退，而且附帶損失也比普遍預期的要少得多，情況仍是如此。

其中一個原因是出于義憤及自以為是。那些受到“繁榮–衰退”周期打擊的人異常憤怒，想讓其他人也嘗嘗苦頭。那些繁榮時利潤大增而蕭條時又得以安全保護自己財產的人（其中包括絕大多數富有的銀行家和商界領袖）感到內疚，并不想幸災樂禍。而另一群人，以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位類似“瘋狂的麥克斯”的客戶為例，繁榮時置身事外，蕭條時卻大賺一筆。他們非常自豪自己預料到了經濟災難，因而覺得完全有資格看到一場更為嚴重的災難發(fā)生。

另外一個原因則僅僅是時間問題。即使貨幣及財政政策得到全力執(zhí)行—自2009年4月開始全球范圍內的情況就是這樣，要想產生全面的經濟影響，還存在一年甚至兩年的滯后期。所以媒體對于刺激方案的結果最初必然會表示失望，因為媒體的運營周期是24小時，而非24個月。

更為糟糕的是，對于刺激方案可能受到日式通貨緊縮的影響，一直存在普遍的誤解，其中甚至包括專業(yè)的經濟學家及投資家們。受到自我實現的合理預期理論影響的傳統(tǒng)觀點，認為這種對于通貨緊縮根深蒂固的恐懼將會使貨幣及財政刺激失效。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市場越相信價格的下跌是必然的，刺激方案就越有可能發(fā)揮作用。邏輯很簡單。通常情況下，央行可以印制的紙幣數量或者政府可以借款的額度受到通貨膨脹風險的限制。然而，在后雷曼情況之下，崩潰的意識是壓倒性的—2009年1月的金融市場表明美國的通貨膨脹在未來10年將是負值。美聯(lián)儲及其他央行因此可以無限量地印制鈔票，政府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借款，而無須擔心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可能抬高利率。

對于經濟刺激方案持懷疑態(tài)度的最后一個原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不愿承認政治領導力在經濟中的重要性。

即使政治領導力確實使經濟暫時出現好轉，在資本主義危機前模式中，政府干預也被視為與自由企業(yè)原則格格不入，同時也是踏上共產主義道路的第一步。這種政府的任何經濟干預都不符合政治邏輯的觀點，在美國商界及國會當中非常盛行。同時，在英國和歐洲金融家當中也非常普遍。銀行家們頑固地堅持這一觀點，就在一年前，他們自己還在尋求國家的庇護。

對于政府宏觀經濟干預的敵意也常被視為自由企業(yè)資本主義政治文化所固有的特質，特別是在美國。但這顯然是錯誤的。這種敵意針對明顯穩(wěn)定并強化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府行動，并非來自政府與私人企業(yè)之間的利益沖突。這只是30年來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想的影響—或者措辭再重一點兒，洗腦。

這里有必要插幾句題外話來解釋一下“洗腦”這個詞。20世紀50年代，正是之前的資本主義模式處于全盛的時期。共產主義是一種顯而易見、近在眼前的危險。而當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雖然其規(guī)模在現在看來非常不可思議，但卻作為資本主義蓬勃發(fā)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大受歡迎。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人很滿意政府將失業(yè)率降低到小數位這種對經濟的微觀調控理念。這正是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主要經濟顧問阿瑟·伯恩斯對其所奉行的“超活動家”政府經濟政策的描述：“在其負責維護國家繁榮的新角色上，聯(lián)邦政府有意迅速采取大規(guī)模行動來樹立信心，為恢復經濟增長鋪平道路……無論何時經濟出現步履蹣跚的跡象，政府都必須以行動來兌現打擊經濟衰退的總原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