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人們會認為，既然貸款期限很短，那么其在商業(yè)銀行信用擴張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甚微。實際上，這種斷章取義與以下觀點如出一轍：“如果銀行給客戶的貸款期限很短這是貨幣主義“銀行學派”的核心教條之一，該學派在19世紀居于統(tǒng)治地位，在某些領域迄今仍有影響。，那么這些貸款短期內無法使得貨幣供給有實質性增加?！痹撔艞l忽略了一點：即使中央銀行貸給商業(yè)銀行的資金是短期的，但只要它是持續(xù)性的，就將在長期內增加準備金，并給貨幣供應量帶來擴張性增長。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央銀行對商業(yè)銀行的短期貸款實現滾動可持續(xù)也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但同時它也遠非不可能。

如今，準備金貸款已經不是美聯儲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了。這一方面是源于上述提到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最近幾十年聯邦基金市場（federal funds market）的迅猛發(fā)展，為美聯儲實施貨幣政策提供了空間。聯邦基金市場上，在美聯儲擁有臨時性超額準備金的商業(yè)銀行，幾乎都通過隔夜拆借方式將款項借給資金臨時短缺的銀行。目前，聯邦基金市場已取代美聯儲貼現窗口（discount window）成為銀行借入準備金的最重要渠道。

世紀20年代，銀行從美聯儲借入的準備金與從聯邦基金市場所借資金的比率為4∶1左右。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該比率變?yōu)?∶8或1∶10。正如帕克·威利斯（Parker Willis）總結的那樣：“可以這么說，20世紀20年代，聯邦基金市場是貼現市場的補充，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兩者的地位就正好顛倒過來。”

為進一步理解準備金貸款的相對重要性，我們看看以下數據。1982年1月6日，美聯儲對銀行的債權為15億美元，與之相比，它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銀行準備金的主要來源）達到1 280億美元。在過去12個月里，各成員銀行從聯儲借款總額增加了3.35億美元，而美聯儲擁有的政府債券幾乎增加了90億美元。

如果美聯儲鼓勵銀行向其借款，就會降低再貼現率，即其向銀行提供貸款收取的貼現利率美聯儲向銀行提供貼現貸款的利率仍然被稱為“貼現利率”，盡管事實上，絕大部分貸款是直接貸款而不是貼現。；相反，如果要抑制銀行向其借款，美聯儲便會提高貼現率。由于低貼現率刺激銀行借款，從而增加準備金余額，而高貼現率效果則正好相反；因此，前者被廣泛視為刺激信用擴張的工具，而后者則相反，即低貼現率是擴張性的，而高貼現率是緊縮性的。

貼現率調整的確有上述作用，但是現實中，財經媒體對美聯儲（或其他中央銀行）的貼現率調整政策非常關注，并非完全由于該政策的有效性，更重要的原因其實在于這些調整策略是公之于眾的。事實上，美聯儲更多地將貼現率看做一種心理武器，而不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貨幣政策工具。

雖然貼現率的重要性相對較低，但這里還是必須指出：自1919年以來，美聯儲再貼現率政策基本上是擴張性的。以往的觀點認為：再貼現率應為懲罰性利率（penalty rate），也就是說，利率要足夠高以至于銀行只有在自身確實陷入困境時才會申請貼現，并且在借款后也會盡快償還。過去的傳統(tǒng)做法是：再貼現率應遠遠高于銀行針對高端客戶的利率水平。比如說，后者是15%，而聯儲的貼現率為25%，由于銀行向聯儲借款承擔懲罰性利率，因此它們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向聯儲申請貸款。如果銀行向高端客戶放款的利率是15%，而聯儲貼現率為10%，那么就會鼓勵銀行以10%的成本向聯儲大量借款，并用這些準備金以15%的利率向優(yōu)質（因而相對低風險）客戶大量放貸，這實在是穩(wěn)賺不賠的事。誠然，盡管貼現率遠非完美，亦有催生信用擴張的風險，但美聯儲自1919年起，無論是在信用擴張時期還是其他時候，一直將其貼現率維持在遠低于優(yōu)惠貸款利率的水平。幸運的是，正是由于上述其他因素之作用，成員銀行借款的擴張性風險才沒有釀成大禍。關于懲罰性利率問題，參見Benjamin M. Anderson,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Welfare, 2nd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9), pp. 72,153—54。也可參見E. Harris, Twenty Years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vol. 1, pp. 3—10,39—48。